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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100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取经”偏重理工，人文社会科学薄弱。中间再被战争和政治运动耽误，被长期以来的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冲击困扰，以及被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其实相当薄弱。薄弱就流于肤浅，一肤浅，就可能看不大清，更看不大透，看不大懂，容易犯迷糊；认识上犯迷糊，实践上就不免误事。那种认为全球化条件下，再谈“夷夏之辨”于今是明显“不合时宜”的观念，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迷糊，非常危险。苏东坡有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薄弱，是就学术界总体而言。就个体而论，百年前中国以深刻洞穿西方文化肺腑的一系列高论妙文惊倒（也是倾倒）西方文化界的奇人辜鸿铭先生，表现出学贯中西的强大软实力。20世纪初，当西方思潮排山倒海地袭来的时候，辜鸿铭站在儒学的道德高度，以中西文化比较的独特视角，深刻、尖锐地指出了西方文化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根本缺陷，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其实是“机关枪文化”，而且明确地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趋势，正确地预见和断言了儒家文化复兴的历史趋势。辜鸿铭在20世纪初对中西文化比较的一系列结论，实际上到世纪末为亨廷顿所公开承认。更可贵的是，他的结论和预见并非仅仅基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强大的学术力基础上，基于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比较得出的。而且，这位文化奇才的预见不仅为历史发展所证实，而且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在某些方面至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再度崛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当代新儒家的长期苦撑，以及梁启超为代表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追求，其中都充满对中华文化的强大自信。然而，社会发展是由历史的合力决定的。当潮流涌来的时候，真理有时候会被历史海啸的巨浪所淹没。只有当历史退潮的时候，特别是当中华复兴开始为历史所证实的时候，对西方文化的全面科学认识才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西方文化的道德本质

如第三章所论，文化结构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处于某种文化最上层的，是精神文化，其核心是价值判断。第二层次是制度文化；第三层次是成果文化。其中精神文化具有决定意义，决定该种文化的性质。一种文化的价值判断，也是反映持该种文化民族的生活态度，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它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这里辨其不同。文化之改造，也重在此，而不在其从属部分。否则，此处不改，其他尽多变换，无关宏旨。”（1）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也应把握这三个层次。其中精神层面的文化比较，对于判断不同文化在人类进步中的定位、意义以及判断其发展趋势如何，具有决定性意义。

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两百年来西方建立的世界霸权造成一个文明的神话，也是一种“文明的错觉”，就是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20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扩张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也正在后撤”，（2）这个神话不攻自破。西方人终于说了实话，也承认这种普世主义的扩张是“错误的”和“不道德的”。亨廷顿说：“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在8世纪和9世纪，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3）

人类文化发源于东方。现在所说的西方文化，历史上是西欧文化，现代是欧美文化，也叫西方基督教文化。亨廷顿承认，西方基督教文化“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它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以及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欧洲。”（4）“西方世界长期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和麦加的阴影之中”，（5）其实是生活在东方文化的阴影之中。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两河文化即苏美尔文化（也称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将西方文化起源提前了3800年，可惜不是事实。有趣的是，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庄子》中“胥靡登高而不惧”的“胥靡”，就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sumer！苏美尔人是后来从中原迁徙到两河流域的。（6）所以，如果西方文化源于苏美尔文化，需要认中国人为祖先，这是很荒唐的，也是“使不得”的。其实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包括地中海文化（也称古典文化）和其它文化，甚至也包含中国文化，对此早期耶稣会士有贡献，启蒙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亨廷顿所说近代西方文化形成于18世纪前后，正是东学西渐引起西欧“中国热”的这个时期。西方人讳言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其实，作为西方文化基石的基督教，也不是西方人创立的。可以说，西方文明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层面，相对于中华文化，都缺乏原创性；但是西方特别善于学习和创新，近代以来又占尽先机。

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人类混居、饮食与共，没有典型的家庭生活。部落各有其祭祀，原是一种多神教社会，没有统一的宗教，也就没有大的部落和邦。公元一世纪，罗马以武力征服了千百个邦，罗马帝国的疆界向西扩展到西班牙和英伦诸岛，向北扩展到比利时和莱因兰，向南扩展到北非和埃及，向东扩展到阿拉伯半岛。虽然罗马帝国同秦汉帝国的疆域相比很小，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已经是空前的大帝国了。所以美国人至今向往罗马帝国，他们不了解秦汉中国，也似乎不了解秦汉以后一直到清朝的中国朝廷，实际上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罗马帝国不如秦汉中国的根本弱点，还在于没有一个先进强大的文化。罗马帝国起初不是单一的一族一教，但是罗马人也懂得需要文化，能将被征服者的神移来罗马，以容纳宗教的吸引力，以助其暴虐和征战，成其帝国统治的局面。然而罗马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更没有文治思想，原有各种宗教经过兼并和战乱不可避免地衰落荒虚，人们的精神无所寄托。后来罗马终因精神堕落而走向衰落。这也是由于罗马人的“崇拜制度与希腊人的崇拜制度一样，是外在的和机械的，而不是内在的和精神上的。”（7）所以，罗马帝国的崩溃，不独是政治上暴虐、征战无度，也不独是上层社会的奢侈无度导致的贸易逆差和贵金属外流，归根结蒂在于精神文化层次低，缺乏思想（宗教）、更无理想，导致道德沉沦所致。法国学者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在《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古人（初民）间彼此那般不同，那般不羁与善变，社会的联系和统一是不易建立的。．．．．．．自然必须有一件事物，较实力为大、较利益为尊、较哲学学说为具体准确，较契约更为固定；它既在人人心中而对人人有权威——这便是宗教信仰。信仰是我们头脑的产物，而我们不能随意改变它。它是我们的作品，而我们不自觉。它是‘人的’，而我们以为‘神’，它是我们力量之结果，但莫有比它对我们更有力量的了．．．．．．人固然可以使自然降服于人，但人永远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隶。”罗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宗教，只有暴虐、无休止的征战、腐败、堕落。在无可救药的衰落中，基督死后，耶稣的门徒受不了犹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于是向欧非两洲的缝隙发展，这样从东方传来的基督教，正好填补了罗马帝国的精神空虚和思想真空。初民的软弱、悲惨、无助，心灵精神无所寄托，需要宗教；初民的愚昧无知也接受宗教。于是在公元313年，原本出身卑微和信众不多的基督教被立为罗马的国教。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实际上是将基督教立为古罗马国教。此举大大巩固和提升了基督教的地位，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也使得西方在奄奄一息的危机时刻意外地得到了一碗续命汤。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就是教会的天下。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原是浅化民族，历史短，易冲动，加以此后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战争及基督教内部分裂导致派别之间的战争，绵延千年以上（参见钱穆《晚学盲言》。更经历了中世纪晚期长达几百年的饥荒、战乱、瘟疫的苦难历程之后，西欧终于找到了历史的出口，即经过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才逐渐走出困境，并且在资本原始积累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整合出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总之，尽管基督教缺点很多，毕竟对西方社会发展功不可没，西方人难以割舍，即使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宗教也只能改革而不能革命（废除）。

基督教的主要教义是所谓“三位一体”学说。该教称，上帝只有一个，它具有三个“位格”，即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或称天主圣神）。这三个“位格”不是相互独立的三个神，而是同一本体的同一个神。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道”（logos，希腊文，音译为“逻各斯”）。这个“道”在天地被创造之前就已经与父同在，后来它以肉身的形式降世成人即耶稣，称为“道成肉身”。圣灵也与父子同在，是“从父子出来”的“灵”。他受圣父圣子差遣，进入人心，感动人的心灵。犹太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真神，基督教秉承此说。三位一体学说克服了崇拜耶稣（上帝的独生子）和一神教教义崇拜上帝的矛盾，是基督教产生初期的一种理论创新，一个思想成就，以后其它说法都成为异端。

基督教在得到罗马帝国承认和扶持以后，得以传播开来。基督教的教义使得基督徒能够保持近乎疯狂的理想和热情，为了宗教的利益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一点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从前者分裂而来）在近代西方全球殖民扩张中有突出的作用，近代最早走上海外殖民扩张道路的都是天主教国家。否则，沙勿略、利马窦等早期耶稣会士的宗教狂热和献身精神就难以理解。

西方人历史上农业不发达，兼靠海洋谋生，长期发展缓慢，甚至难以维持温饱。走出蒙昧时代以后，11-13世纪，欧洲人系统地学习了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加快了发展。威尼斯商人的好处，在于经商暴富以后向往文化，资助文化，于是又经历了文艺复兴，丰富了文化。这个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先后传入西欧，其中造纸和印刷术促进了文艺复兴，指南针更使西方的航海如虎添翼（实际上助成了大航海运动），火药和火炮西传引发了西方军事革命。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经历了长达200年之久的经济社会危机（饥荒、瘟疫、战乱等），实际是生存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走上了对外发动战争和殖民扩张的道路，掀开了既野蛮又文明的世界近代史。

亨廷顿说：“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日本、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8）事实比这要严重得多。亨廷顿又说：“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9）这句话基本不是事实。亨廷顿说：“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10）这更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社会危机，主要是严重的饥荒。先要活命，“饥寒起盗心”，近代西方殖民扩张首先是向海外寻找食物和燃料，吃饱了以后，饱暖思富贵，才追求黄金。此是沃勒斯坦的研究结论，非笔者信笔涂抹。（11）至于远程航海的核心技术是指南针，来自中国，是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欧的。此前欧洲只能在近海航行，有了指南针以后才得以走出近海，进行全球扩张，建立世界海权。火药和火炮是由成吉思汗的军队带到欧洲的，欧洲人进行了改进，发生军事革命，这倒是真的。接下来亨廷顿说了实话，他引用另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善于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对此，亨廷顿补充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它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个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12）“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以后，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终于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全球霸权。

西方文化道德上的缺失

基督教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最显著特征。其中基督教是从西亚移植的，个人主义是近代宗教改革的产物。宗教改革以后，个人主义由于符合资本主义的需要，资本追逐利润和个人追逐财富（利益）被认为是最合乎自然法则的，因此近代以来个人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被认为是西方最重要的价值。个人主义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东亚社会，把个人主义加以绝对化，这在理论（儒学）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

耶稣与孔子一样有救世情怀，但有不同的思路。儒学的基本思路是向内挖掘人性中的善（仁），从中提炼出父子、夫妇、兄弟三种基本人伦关系，再加以扩展到社会国家，衍生出君臣、朋友两伦，创造出五伦学说。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建立社会秩序，并形成文化，以续久远。所以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本位的文化。近代基督教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都是武装开路，强行传教。这一套早期在明代中国不灵，16-18世纪西方国家海军与中国几次交手失败。16世纪末以后沙勿略、利马窦来华，看到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国情实在相去甚远，乃不得不加以变通，被迫承认中国礼俗与天主教不悖。后来天主教内部发生分裂，导致罗马教会与中国朝廷的对抗和决裂，天主教被逐出中国。鉴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困难，后来《圣经》的中译本不得不作了修改。对此，民国时期的学者张荫麟教授曾指出：“在基督教势力下，个人所负宗教的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的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稣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又一段记载耶稣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它母亲不和，媳妇与她婆婆不和’。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家族的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为别超越家族的大群（指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之道德空气，则固前后如一。”（13）可见，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奉行的是一种基督教的“大群主义”，近代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符合资本和西方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利用，现在则包括为跨国公司所利用。现在一些中国人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困扰，精神无所寄托，往往为基督教弥撒的特殊气氛和宗教仪式等外在的新奇所吸引，对其教义既不在意也不求甚解，更对于洋教借全球化进行文化扩张的政治目的毫无了解，乃成为基督徒。韩国已经成为东亚的最大基督教国家（1/3的韩国人信基督教），这一点必须引以为鉴。其实在西方正相反，20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大大削弱了欧洲人对宗教的热情，如今上教堂在很多西方人那里与其说是信仰，莫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中西对比，足以发人深省。

西方历史上是“浅化之民”或称蛮族，是靠对外殖民扩张、发财暴富以后才在18世纪前后文明起来的。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就懂得，但是中国讲求君子之道，倡导“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不靠对外殖民扩张发财，主要归因于文化、道德的约束，这是文明，不是愚昧。虽然短时期吃亏，但是从长期看，具有道德优势，不可以妄自菲薄。道德，人弃我取，利在千秋。西方人不懂，他们更留意于外财，工业革命后更是如虎添翼，所以近代通过殖民扩张，发动战争，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发起来，既富且强了。这其中，近代科学技术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到宋朝发展到顶峰，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是毕竟只是接近，功亏一篑。元朝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中断，以后就衰落了。即便没有元朝以后的衰落，即便发生工业革命，中国也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西文化，根本不是一路。

西方文化，形式上是宗教文化，也是一种世俗文化。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也是一种世俗文化，却注重道德，更有一种博大、高远的精神追求。当然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按照儒学标准，西方文化将“理想”专一于个人上天堂，是无理想；又专注于追逐个人利益，造成道德精神的缺失

古希腊地域狭小，发展农业没有地利，于是航海经商。所谓航海经商，也只是一说，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史上，由于经济特别是农业落后，不足以温饱，必须辅之以出海为生，发展“外向型”经济。又由于出产有限，无以交换，于是航海经商常常兼营海盗生意，商船就是军舰，商人也是海军，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海上谋生，漂泊不定，而且相当凶险，或暴富，或暴亏，或平平，或生或死，所重在机遇，在外部条件。即使反求诸己，也只在货物（商品）上做文章，不会在内心的德行修养下作功夫。大半个人生在航船旅次中渡过，心系财物，惦念妻小，不得安生，哪里可能修身齐家？中西人生道德观念的差别，根源在生存条件的差别，这既符合地缘政治-文化原理，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西方文化不讲究修身，不向内用力，专一向外用力，两眼一味盯着别人的资源、财富，不断地向外部逐求，向全球扩张。包括这次金融海啸发生，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盯住中国人的钱袋，都是同一文化原因。西方这种向外逐求的文化，恰好与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相符，加以借助科学技术的翅膀，乃将人类生产力的扩张发挥到极致。这方面，世界上其它文化都瞠乎其后，也是儒家文化自愧弗如之处，这是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是内敛的文化，历史上长期刻意压制资本积累，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只能萌芽，难以靠自发长大。明清以后资本主义萌芽逐渐有所长大。

西方民族形成的历史不长，是13-15世纪以后的事情；其来源复杂，是历史上多民族的混合体。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又灭亡了。由于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的混乱之中，17世纪西方人在给自己写历史时，只能把中世纪的开端定在公元600年起。（14）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苦撑的时间长，文明崛起的历史短：公元八至九世纪开始形成，到十七至十八世纪才相对稳定下来，大体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文明的形态。所以，西方文明的成熟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同步。沃勒斯坦说，我们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其实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是处于其衰落的后期。若不是在近代殖民扩张中搭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班快车，西方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可能走向世界，更无力压制东方和中国。所以西方文化衰落，根本上是无药可医的。救助美国金融危机，也只是打强心剂，作为其源头的西方文明是没办法救助的，只能转型。

按照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15）上帝原本完全有理由把人类都打入地狱，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慈悲为怀，有选择地拯救了一部分人。换言之，上帝预先确定了天堂中居民的人数，天堂席位成为稀缺资源，只有上帝才能决定哪些人能得救，而其余的人则进地狱。至于上帝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进天堂，据说那会导致所有人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上帝根据什么决定谁进天堂、谁下地狱，则是一个非常人所能了解的秘密。这样一来，教廷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导致宗教之间千百年无休止的宗教迫害、宗教战争和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的分裂。中世纪欧洲的思想禁锢和惩罚是极其残酷的，革除教门要受到严惩，包括人身制裁，没收财产，当众受辱，名誉扫地；重者则动辄火刑，中世纪欧洲教会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宗教裁判所只在西班牙一地就烧死过一万人以上，判刑的达二十万之多。中世纪以前，西方对思想家尤其仇恨：苏格拉底被处死刑（死于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布鲁诺死于火刑。而十字军是“食人（肉）兽”，则是十字军日志中自己毫不掩饰地记载的。（16）而孔子为春秋时期争鸣的百家之首，背景是列国争雄。但是中国有思想自由，可以百家争鸣，不迫害思想家，所以孔子活到七十三岁，临终之日，晨起扶仗逍遥，咏歌自挽，继而在睡梦中仙逝。中西文化圣人的不同死法，实际上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不同本质和精神。近代以来东西方关系的许多问题，“文明冲突”的根源，都与此有关。

法国学者安田扑（Rene Etiemble，1909—）说，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忘恩负义。（17）说西方崇尚实力（财富和权力），是西方学者的一种婉辞，其实是崇尚暴力。西方政治哲学之崇拜实力的文化根源也在这里。基督教又限制了天堂席位，进而将人类分裂为能上天堂的和能下地狱的两类，这分明是为了便于在思想和政治上操纵社会，是一私字作怪。基督教文化不知修己内省，一味外求，只知向外用力，其实也是一私字；一味向外用力，内心只有上帝，容不得别人，就必然心胸狭窄，极端排外；不能修己安人，人心放肆，漫无约束，得志便猖狂；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就只有致乱。所以一部欧洲史是无休止的战乱（中国古代历史是周期性战乱）。中欧日尔曼诸小邦，西欧意大利诸小邦，直到19世纪末才归于统一。所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意识高涨，但天下襟怀不足，如果说也有天下襟怀，就是统治天下，称霸天下，更成为世界乱源。说到底，还是一私。又标榜自己有群体意识，其实只有“己群”，没有“他群”，是假公而真私（放大的私）。今天中国礼俗破坏，道德滑坡，信仰危机，许多人思想上失所依傍，不要说“大公无私”，就是“大公小私”都很难讲了。这是一种社会失衡的暂时现象，归根结蒂，公私之间也要有一个平衡。但西方人的私又有不同，其私字后面更有一可怕的思想，是不把对方当人看，不是人。中国人重道德，念情谊，有谦德，讲和合，是以对方当人看；基督教观念是不信我的教就是异教徒，异教徒就要从人间除去，这在《圣经》上都有明示。所以西方人在中国清代以前被称为“生番”，是因为他们野蛮、残忍，杀人如草芥，近代杀遍五大洲，而且杀得理直气壮，如对美洲印地安人和虐待华工。这种私字当头和排斥异己，是西方宗教不断分裂（由基督教而天主教，而东正教，而新教和其它教派，等等）的文化根源，也是世界至今不安宁的一个文化根源。罗素有《爱国功过》一书，说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人的手段以奖励国民的爱国心。最初仇嫉西班牙人，继之仇嫉法国人，继则仇嫉德国人。今后又不知仇嫉谁氏。（18）果然现在西方国家又合伙来来仇嫉中国人。安田扑批评西方对中国忘恩负义，这还是中国观念，西方没有义的观念，恩的观念也只限于感谢上帝。上帝无非是人格的神化，感谢上帝其实还是感谢自己。这方面以美国人为最。美国人就认为，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不用感谢任何人，他们不欠任何人的，当然也包括印地安人和华人。再如强暴和欺诈，这种恶德自古就有，也不独西方文化。但是象现在美国布什政府这样，想打谁就打谁，想炸谁就炸谁，又高喊有美国“先发制人”战略优先权，包括打核战争；金融欺诈搞到全世界规模，而且败露之后毫无自责，公然绑架别国，要求各路“英雄救美”，甚至以战争相威胁。这些事情只有美国能干出来。欧洲各国都逊色。西方现代科学如此发达，就没有一门科学研究西方文化的这些问题。西方的现代实验心理学，据说手段相当先进，似应研究研究自己的文化心理。

亨廷顿承认，西方文化从西欧一隅的弱势文化，几百年中成为压倒一切的全球强势文化，归根结蒂是由于使用了有组织的暴力，而不是由于思想文化先进。对此，近代中国士大夫早有认识，辜鸿铭先生更有深刻揭露。以后，且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即使如梁启超等传统文化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文化也有批判能力，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倒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对西方文化的许多模糊和错误观点泛滥起来。例如，有人认为，“西方人之所以不感谢中国，首先是出于价值观的差异甚至对立，再加上制度的不同，与中国和其它国家有着不同的亲疏关系。”“其次，西方长期延承传统的守旧思维定势，把中国看作一个‘异数’，也是得中国好处而不感谢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19）这种观点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水平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无论与“五四”时代，还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明显地地退步了。其原因是“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传统文化功底；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就只有西方文化了，所以流于肤浅。其实，所谓近代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制度等是18世纪以来才逐渐形成的，而西方崛起早期只有基督教的价值观、重商主义（含有种族主义气味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宗教改革价值观。所谓将中国看作“异数”，并不是什么“守旧思维定势”，根本就是基督教视中国为异教徒。异教徒在消灭之列，当然不存在什么感恩。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当代歌德”盛誉的著名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题为“假如没有马克思”的一文中说：“ 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矗、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20）这里伯尔指责的当然是西方主流文化。近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主要有两大事件：一是对中国忘恩负义；一是对马克思忘恩负义。对于后者，伯尔接着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21）近代以来，忘恩负义愈来愈成为世界潮流，乃是西方文明主导的结果。基督教年年过感恩节，可是许多西方政治家做起事来，完全相反，可见其虚伪。

基督教说人有“原罪”，是基于相信人性恶的观念。因为人性恶，不好管理，所以需要用上帝来恐吓人民，以便管理。基督教的来源，说穿了，就这么回事。辜鸿铭先生讥讽西方古代由教会僧侣靠上帝的权威吓人，近代靠军队警察以法律管人，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也不能安处，一语话道破西方文化和历史的秘密。对此，西方学者自己也有深刻认识。德国学者米勒利尔（F Muller Lyer）说：“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22）陈独秀说：“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23）所以，离开宗教而有道德；离开强制（西方中世纪为宗教强制，近代为国家强制）而有秩序，这在中国社会存在了几千年，而西方人难以想象。今人认为中国法制落后，自愧不如西方，殊不知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道德、制度先进，贵德而贱刑，看不起也不那么需要强制力对人的管制作用，故法律只起辅助作用，甚至是备而不用。史称“狱讼清简，刑措不用”，（24）而且主要是刑法。

西方文明在道德上没有优势。西方文明本质上是技术文明，它是一种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文明。它的基础不是道德，而是功利。不仅如此，西方文明的技术本质和功利性与道德不相容，它不断地吞噬道德，使物质日益排挤精神，使生活日益丧失人性，人和社会日益丧失感情机能，而为“理性”（欲望的别名）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日益流行同性婚姻，最后可能被完美无暇、可以乱真的机器人婚姻所取代；或者，西方人最后“打败”了所有不同文明的人，最后自己死于机器人之手，都是完全符合西方文化的内在逻辑的。俄罗斯哲学-神学家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维舍斯拉夫采夫在《工业文化的危机》一书中说，通过技术发展解放人类已经变成了悲剧式的奴役，首先是精神上的奴役。他说：“没有道德自制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是邪恶的主要根源。”（25）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东西方冷战，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潮和“福利国家”的影响，欧洲国家社会不断发展和改革，使得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人的心理、价值观、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包括富人在内。例如，发达国家的遗产税一般高达60%以上，已经实行几十年了。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主要代表富人利益，但是富人并不都买帐。2007年就有160多位美国巨富上书布什总统反对取消遗产税。至于慈善事业的发达，各种善举，也是现在西方社会的常态。据说在西方社会上层社会已经在流行一种观念：一个人身后如果名下还有巨额财产，则被视为不名誉。凡此种种，都是当代西方精神文化的进步。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积极的方面。西方文化并不否认道德，只是因为政治为垄断资本劫持，一做起事来，就忘了。如果西方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得以发展，能够吸取东方文化的营养，能够推动政治变革，实现文化转型，西方文化就有乐观的前景。（一）

宗教改革和西方文化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昌明，现代科学更是高度发达。哈佛望远镜恨不能看穿宇宙，硬是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极大的缺憾。西方人很聪明，更精明，难道真的迷信基督教？为什么西方进入近代需要进行宗教改革，而基督教文化在精神文化层面既然有所缺失，西方人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只进行宗教改革，而不进行宗教革命，加以废除岂不干脆利落？对此，笔者专门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果一头雾水。相反，书中充斥着对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赞美。显然自由主义理论回避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只有请教马克思的主义。恩格斯称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三大决战的第一次决战。（26）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是反封建，实质是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扫清道路，其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为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创造条件。

基督教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严重危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追逐财富和权力的海外扩张、教育科学的发展、冲击着神权统治，引发了基督教危机，这一切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一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16世纪。但是实际上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作为文艺复兴的动因，很早就“萌芽”了。文艺复兴彻底动摇了上帝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于是有宗教改革来改革和“重组”西方文化。亨廷顿说西方文化“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按照资本主义的需要进行文化“重组”。宗教改革以后，自由、平等、所有权、人权等这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统统整合进西方文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一段论述写得非常精彩：“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27）这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就是“经济人”即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甜蜜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是在基督的保护下：文化重组正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完成了。

西方文明的重组吸收了各种其它文明的成分，但是处理得很“和谐”，包括18世纪以来吸收的中华文明，处理得了无痕迹。但是对于后一点，西方著作绝不作这样的概括和表述。资本主义引发基督教危机，但是西方终于不放弃基督教的道理也在这里。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如果真的死了，如欧洲苍生何？人是一种需要精神支柱的动物，没有了精神支柱，就失去灵魂。失魂就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上帝是西方文明的根，是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殿堂的基础。基督教是西方人区别于东方人的文化标志，也是其意识形态的“壳”和旗帜。基督教虽不理想，但是放弃了基督教，无异于釜底抽薪，等于西方人没有文明史（将自己的文化形成推迟一千年），西方人的心灵也将无所安放，精神将无所寄托。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和意识形态基础，岂不失去精神家园，成为孤魂野鬼和精神乞丐？又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凝聚民族国家，如何“拯救”（统治的别名）世界？上帝没有了，等于将西方民族从精神文化上连根拔起，殿堂坍塌，失去精神家园，千百万人顿时累累如丧家之犬。所以，取消基督教是万万使不得的。辜鸿铭认为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和三十年战争反映了欧洲人民除去教士阶级的愿望。可是西方没有上帝，世道不平，教人心放在何处？何所寄托？还是不行。实际上，在16世纪宗教革命使得新兴资产阶级从思想上政治上挣脱了宗教压迫以后，在整合重组近代西方文明过程中，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放弃基督教。但是经过权衡和斗争，这种意见终于被放弃了。一方面，他们必须养活一个庞大的神职人员这个“不生产阶级”，（28）这是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需要，也是他们生存和发展必须支付的成本；另一方面，教义必须改革，乃让基督放弃反高利贷、反惟利是图，转而拥抱财富和女人，拥抱资本主义，说“基督动情了”。于是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以后，宗教虽然保留下来，但是政教分离，各有分工，相互合作，资源财富共享，真正做到“上帝事上帝（委托教会）管，凯撒事凯撒（政府）管”，其实是暗通款曲，狼狈为奸。西方在整个18世纪这个启蒙时代，是“理智时代”（The Age of Reason），也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时期，乃费尽思量，非常“理智”地将上帝、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新近成长起来的文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三者之间做了一个妥善的安排，把后者放进基督教这个“壳资源”加以包装，使基督教更多地成为西方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俗。而实际上宗教与政治勾结，瓜分财富和权力，外表道貌岸然，内里合作分赃。最近的例证，就是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前后美国里根总统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签署的密约：共同埋葬共产主义。经过宗教改革这次伟大的意识形态整合和再造，在西方，上帝、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平共处，不但彼此相安无事，而且共同对外，以上帝的名义推进全球化。于是，启蒙运动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走向现代化了。

宗教改革的文化实质是将精神与物质、上帝与人的地位和权力给以重新安排，上帝被“架空”或虚化，统治权让给资本，精神、灵魂至上为物质财富至上所取代，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经济人”（新兴资产阶级）的尘世“幸福”，即发财致富所得到的幸福。这种鼓励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新教义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洲确立。俄罗斯学者彼得罗夫指出：“在这其中犹太人创立的共济会发挥了特殊作用，可以将共济会定义为西方基督教新教上流社会与犹太教的秘密联盟。这种联合的基础是金钱——犹太人作用的强大工具。特别是共济会的政治目的在于保证犹太人平等，包括推翻君主政体，破坏天主教会的作用，使世界民主化。在世俗化民主政治条件下，平等的犹太人使自己的货币实力转变成对所有其他人来说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就可以逐渐将社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29）他认为，当代西方国家将民主作为控制世界的地缘政治武器，“打着‘民主’的幌子，借基督教教徒（共济会）之手在全世界秘密地推动这个进程。它极力使社会变得无意识，使其失去绝对的精神财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金钱才会成为最高的价值，投资寡头的‘真理’才会成为唯一的‘真理’。”（30）中国人不大了解基督教，不象俄罗斯人有东正教的视角。所以，这个观点大可研究。在当代，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的社会无意识（无国家意识、无民族意识、无善恶意识），无头脑，无价值判断，而以货币这一般等价物为最高价值标准，这已经是公然推动的进程了。而西方在这些国家里也早已经培养出一批精英，在推波助澜。这也是西方在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一种效果不俗的“软实力”。

文艺复兴以后，西欧兴起了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宗教改革（宗教是16世纪西欧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和科学革命三种主要思潮。对文艺复兴和早期重商主义曾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意大利人，对宗教改革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德意志人，对科学革命做出奠基贡献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培根和李约瑟都有论述），在此基础上集大成的是英国人。其中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

马丁·路德（1483-1546）原是德意志的一个基层传教士。中世纪基督教的腐败堕落，已将其道德权威丧失殆尽。1517年他严厉抨击教会久已进行的通过出售赎罪券以敛财的罪恶行径，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拉开了西方宗教改革的序幕。这使人联想起2004年香港学者郎咸平发表题为《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触发了中国民间关于经济改革持续两年多的重大争论，对这场争论官方始终没有正面表态，却在无形中发生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影响。这也是网络时代的好处。郎咸平无意中当了一把21世纪中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本质上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向罗马教皇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封建运动，也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国第三次改革争论其实也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一场具有政治性质的斗争。

近代以来，西方人一面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一面保持基督教的信仰（不如说保持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偏偏100多年来中国一些人专与孔子和传统文化过不去，自戕不息。西方人左手高举十字架，右手高举科学技术（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告诉中国人一味改革传统，放弃传统。人家骗你，是怕你追上来。中国人要追上来，基督教义敌不过儒学（前者要人信上帝，儒学则要人自信），耶稣不如孔子的软实力，这是明摆着的，稍做比较即可了解。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普通人身上发现了许多优点，诸如仁义，与人为善、淳朴、厚道、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等等。一个民族的通情达理和善解人意，没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文化熏陶是难以形成的，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文明和人类理性在民族心灵性格上的结晶，是文明，而不是野蛮。所以，中国人的心灵和理性是一致的，西方人，由于基督教的原因，心灵和理性往往是冲突的。宗教能够抚慰西方人的心灵，却不能满足其理性的需要。科学能满足其理性的需要，却与宗教相冲突。所以西方有苏格拉底、布鲁诺、哥白尼、迦利略的悲剧。辜鸿铭说：“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没有过这种冲突。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的根本不同之处。”（31）（二）

西方文化剖视

西方领先进入了工业社会，使西方文化得到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支撑，从19世纪的“机关枪文化”发展到当代“导弹文化”。所以西方的强大，不在文化本身，而在科技。有了尖端科技，就有军事优势，再来控制世界海权和货币，就是控制世界资源，就能形成全球心理预期，就有世界霸权。历史证明，儒家文化也可以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容，可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社会财富涌流。如果儒家文化国家在科技和财富等方面也能迅速进步，或者还表现出其它优越性的时候，世界会怎么样呢？西方的霸权还能维持吗？亨廷顿承认，全球西方化已经失败，美国的霸权也在后退。现在美国一方面在战略退却，一方面在例如新能源等新方面下大力，力图以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带动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挽救霸权，是治标不治本。现在，随着金融海啸而来的美国霸权加速衰落，全球的心理预期正在改变，随着世界文明发展“长周期”的展开和西方继续衰落，这种心理预期会加速发展。无论如何，西方包括美国的世界霸权衰落是无可挽回的了。特别是西方文化尤其不适合亚洲，无论美国如何处心积虑地包围、打压中国，都不能解决其自身的根本问题，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西方文明之优劣

西方文化的长处主要在成果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其力量不在文化本身，而在科技。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西方人原本是北方蛮族，后来接受了希伯来宗教精神熏陶，使其精神上通上帝；同时又接受希腊科学哲学精神熏陶，使其能以理性认识自然，产生科学，又运用于改造自然，以至改造社会，于是有近代崛起。（32）对于前者精神上“接通于上帝之无限的神圣”，中国人一般难以深刻理解其中的玄妙；对于后者，即希腊科学哲学精神推动近代科学技术进步，这正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欠缺而为宋代新儒家所补充的。


说到科学技术，今人往往有误解，以为中国近代不如西方，古代也不如西方。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到宋朝以后，长期停滞，为后人诟病。其实，在17世纪以前，西方技术在许多方面远不如中国。培根说，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三大发明催生了工业革命。而这些都来自中国。实际上，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在西方“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发明很为稀见。事实上，技术的情况在一七五0年以前，相当停滞，达数千年。到了现代，往往一两年间所发明，要超过一七五0年所发明的。”（33）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是人类长期知识积累由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实为中国千年技术进步之花，在欧洲开出了工业革命之果，却回过头来戕害中国这个工业革命思想和技术的母国。不仅戕害，还要妖魔化中国历史和文明，打消你的民族自信，为的是中国永远不要翻身，不要赶上来。

英国学者卡特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削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这四种以及其它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34）以造纸为例，中世纪欧洲人用羊皮造纸，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张羊皮。而且没有印刷术，书籍全靠教士手工抄写，成本极高，文化不易传播和普及，倒是利于贵族和教会对文化的垄断。正是中国先进而又成本低廉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到欧洲，在14世纪取代了羊皮纸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冲破了贵族和教士的文化垄断，推动了那里的文艺复兴运动。所谓“这四种以及其它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就是“专利发明人”的地位，只不过中国人不存私见，发明不了“专利法”这种“东东”。他还强调说，正是这些“新的发明，加上了死灰复燃的希腊罗马文明，对于促使欧洲走向进步之路，起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单靠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是绝不可能促成这样的进步的。消沉了千余年的欧洲人，能够急起直追掌握这些发明，并且利用它们作为建立新文明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光荣。”（35）“这是他们的光荣”，虽然这种话听起来别扭，但是这位卡特先生能够承认中国科技成就对近代欧洲文明的巨大贡献，表现出西方人也有良知，已经难能可贵；而且，用别人发明的文明成果来崛起，来称霸，也是一种智慧；但是抹去这一段历史，得了便宜卖乖，就已经忘恩负义，很不地道了；再反过来戕害和反制恩主，就是虎狼之心了。笔者这里也是实话实说，比矫情、伪善要好得多。

这时候欧洲人真是时来运转，恰逢历史上影响东西方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和导致西方兴起的五件大事相继发生：第一件事就是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第二件事是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垮台，为西方去掉了扣在头上几百年的金钟罩。第三件事是由此刺激了世界海上新航路的开通和商路转移，而指南针的西传恰好帮了欧洲海盗殖民者（西方著作叫“探险”）的大忙，他们得以到达美洲、绕过非洲到达亚洲，欧洲人由此开始成为近代最大的暴发户。第四件事就是君士坦丁堡失陷，使得大批希腊文人逃亡至意大利，又有先进的造纸和印刷术，正好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大展拳脚。第五件大事就是这些因素促进了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一点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通过耶稣会士的东学西渐和《马可·波罗游记》）。对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西传对近代欧洲发展的巨大影响，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说，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36）以培根在西方科学史上的地位，这段震铄古今的名言应算是一锤定音，铁案难翻了。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培根比孟德斯鸠可爱得多。至于培根，他一定不会不了解这三种发明（其实是四种）来自中国，当然这方面也不必苛求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于是欧洲人得以一面建立民族国家，靠国家机器支持对外实施有组织的暴力，发动殖民战争，实行大规模海外殖民掠夺和发展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一面通过文艺复兴推动发展教育事业和吸收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来充实、整合、发展、提升自己的基督教文明。终于，西方得以在雄厚的资本积累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爆发了工业革命。需要指出，虽说是时来运转，也是西方人能抓住历史时机，乘势而起。现在对于亚洲特别是对东亚和中国来说，也是时来运转。能不能抓住历史时机，有没有必要的胆识、眼光、智慧和能力抓住历史时机，将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

18世纪，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近代西方得势主要是靠暴力，而且先下手为强，又搭上工业革命这班车。近代科技在西方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用力的文化有关。不断向外用力，向自然界探究索取，无日无之，无尽无休。斯宾格勒说西方科技发端于宗教，其实中世纪基督教扼杀科学，近代以来西方将自然界与人分离，有利于科技发展；又得益于资本积累和市场机制，发生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得以飞速发展。然而弊端也在这里，一味向外用力，不断向自然界探究索取的同时，也不断向全球扩张：不断索取，不断侵略，不断扩张，不断折腾。在当代“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背后，隐藏着“文明冲突”。西方由于文明的局限，科学技术为撒旦所利用，使其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又为人类社会带来无尽无休的灾难。现在奥巴马政府仍然是在新能源等科技进步上用力，试图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不在文明上用力，西方拯救不了自己，人类社会也只有继续向下沉沦。（三）

西方文明衰落的理论和实践根源

梁漱溟先生将早期人类文化分成三类：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和古印度人。三种文化来源于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而这三种人生态度又来源于三种人生问题。这三种人生问题深浅不同，与三种文化各相对应，相应地产生文化的三个时期。这里讲中西比较，所以对印度从略。第一个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对应的人生态度（古希腊人）就是向外用力，向外用力就是从身体出发，向外索取，以争生存。这种文化叫“身文化”，属于文化发展的第一期。第二个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对应的人生态度（中国人）是向内用力，向内用力是从心（理性）出发，“修己安人”以求和谐。这种文化叫“心文化”，属于文化发展的第二期，也是高一级文化。第一期文化中也有第二个问题，即人对人的问题，但是由于生产力低下，还顾不上。同样，第二期也有第一期的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但是由于生产力提高，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人对物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原本人类文化是要逐步发展，渐次升级，展开第二个问题，进入第二期文化。梁漱溟说：“故第一期假如可称身的文化，第二期正可称为心的文化。第一期文化不过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才真是人的生活。”（37）这前后期的划分，在于是否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早期人类心智不发展，凡事靠武力，靠身体厮拼，靠战争解决。以后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的心智也随之提高，可以主要不靠战争，或者再打仗人类就要毁灭，所以要靠人类理性解决。（38）按照梁氏的看法，古中国人在进入文化第一时期尚未解决人对物的问题时，就跳到解决第二个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叫作早熟，从中也可反映出中国文化重精神的高远和可贵。同理可推，西方文化直到现在，科技高度发达，原子弹可以反复毁灭地球几十次，却仍然穷兵黩武没够儿，搞太空武器竞赛，仍然在第二个问题即人与人问题上不能“顿悟”，西方文化可谓晚熟。中国文化成熟太早，是一种讲理的文化，耽误了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西方文化又成熟太晚，是一种讲力的文化，人类濒临毁灭了还处于“身文化”阶段，按梁漱鸣的说法是还没过上“人的生活”。从中也反映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嗜欲的浅近，所以钱穆先生称其为“浅化民族”。这是中国清代以前对西人常用的“生番”称呼的一种学术表达。所以，西方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物与心失衡”，用现代语说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失衡。

同样面临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态度，表现在民族性格上，是中国人性情平和，崇尚讲理；西方人性好冲动，崇尚实力。古罗马有角斗场，斗人（奴隶）取乐，实际是杀人取乐，西班牙至今有斗牛取乐。中世纪和近代还流行决斗，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来不来就要决斗，白白毁掉了多少青年才俊，平添多少孤儿寡妇？决斗在欧洲还成为谋杀手段，如普希金死于法国军官丹特士。罗素是大哲学家，对中国观察深刻，他说：“世有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之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非以武力解决是已。”（39）罗素此言，是有感而发，有感于西方人不能心平气和，爱冲动，动辄以炮舰政策解决问题。爱冲动，是处在“身文化”的浅化阶段的性格特征。

历史上的“浅化之民”，一般性情暴戾，处于一种粗野的文化状态和生活方式，行为放纵，为所欲为。而一旦暴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一旦处繁杂之人事，当柔糜之奉养，转使野性无所发舒，冲荡溃决，如得狂疾。”（40）正因为蛮性难消，才往往发狂疾。何种狂疾？钱穆先生概括为两端：“最显见者曰淫酗，曰残忍。惟其淫酗，故政治常不上轨道；惟其残忍，诸胡间往往反复屠杀，迄于灭尽。”（41）这是钱穆先生对五胡十六国时期胡人文化特征的概括，其实适用于一切“浅化之民”。亨廷顿说，西方赢得世界，从来不是靠思想、宗教的优越，而是靠有组织的暴力。这表明他承认西方文化在精神道德层面上不是一种高等文明。近代西方人的巨大进步，还在于政治上了轨道。虽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本质上虚伪，毕竟有了游戏规则，也算是盗亦有道。这些都是近二百多年来的事情。

沃勒斯坦说：“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在自己“最为虚弱的时刻”对资本主义“屈服”了，导致“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所以他的结论是：“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42）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不是在自己“最为虚弱的时刻”对资本主义“屈服”，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发不可收拾，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其实不是“屈服”，更多的是“相通”，这里不能细论。但是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43）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深刻之论。

首先，恃强凌弱是一种人类文化的耻辱，这种耻辱随着资本来到人间得到迅速放大，演变为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耻辱发展到了极点。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是个洋词，中国古代叫“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中源于动物性的一面，因此也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这是东西方道德公认的价值判断。正因为其丑恶，弱者对强者的反抗自古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美德，以弱胜强更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伟大的政治智慧和优秀传统。西方文明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地球上财富充分涌流，也空前地增进了人类福利；同时它也利用暴力、资本、现代科技和市场的强势力量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和分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充满不平等的等级制体系。南北分裂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是北方至今仍然是压在南方身上的大山。正如一位西方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发达国家恰恰在穷国最有希望使自己摆脱贫困的那些行业里，如农业和服装，设置了最高的贸易壁垒。”（4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南北问题不仅没有任何乐观的迹象，相反美国依靠自身强大的优势地位，又在推动“文明冲突”，不断将自己的意志不断地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诸种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目的是不言自明的。亨廷顿列举的八种文明中，除了日本以外，都是发展中国家。

西方国家的世界霸权维持了两个世纪，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已经被美国带上悬崖，到了毁灭的边缘。约瑟夫·康拉德（Gonrad Joseph）说：“对世界的征服，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就不觉得是什么光彩的事了。它首先意味着从那些与我们肤色不同，或鼻子稍扁的人手中夺取土地。只有观念能作为托词，一种居于其后的观念；不是什么感情上的表现，而是一种观念；以及对这种观念的无私的信念——你可以把它供奉起来，向它膜拜，为它牺牲……”（45）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一切都商品化了，最终导致人类精神的贫困化和堕落，而且这种趋势难以回头。西方在创造了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创造了自己的高尚文化、高雅文化，但是“高尚文化至少已被被商品化了两个世纪，而且在最后一个世纪的后半部分，高尚文化成为各种企业有利可图的产业——从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到艺术家产品的包装，规模极为壮观。”（46）事情发展到“在最后的20年中我们看到抗议文化也被商品化了。人们需要付费来肯定自己的身份，人们需要付费来观看他人怎样肯定自己的身份，而且有人把我们的身份卖给我们。这就是一种版权文化。现在是光盘音乐生产者设法销售光盘，而网站运营商则在互联网上让消费者免费下载这些光盘，双方在进行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实际上没有人赞成文化产品的非商品化。”（47）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由资本积累推动的文化商品化过程似乎是一条历史的单行线，至今没有任何回头的可能。而人类文明和地球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难以自拔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再次暴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的危机，谁都能够看到现存“率兽而食人”的世界体系正在加速解体。但是未来将会是什么世界？“率人而食人”吗？所以，历史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其实是前进中的倒退。正是在这里，世人重新发现了中华文化的意义。

西方文明走向衰落，也走进死胡同，出不来，其思想理论根源，也是政治根源中最根本的一条在于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这是因为西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人本主义，资本主义必然颠倒人与物的关系。

本来文艺复兴举的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旗帜，其矛头所向是宗教的“神本主义”。但是在战胜了宗教统治以后，人本主义输给了资本主义，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成为资本的人格化，工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两大阶级都失去了人本地位，确立的是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以“资”为本，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把人降低为物，等同为物，人为物所压迫和排挤。几百年来，归根结蒂，西方还是以物为本，不是以人为本，人成为物的奴隶。20世纪罗斯福新政和二次大战以后西方的改革，出现了大批中产阶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但是问题的实质没有改变。人被物异化，几百年直到今天，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160年了，异化越来越严重，不能自拔。美国虽然一度位居霸主，思想上也是物的奴隶。现在霸主是当不了了，但是还想维持霸权，还是物的奴隶。

现代文明社会随着物质进步，人类本身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庸俗化、精神矮化和异化。物质社会、福利社会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服务于人类的。但是，由于人为的原因，人类不仅越来越无力控制物质，反而为其所控制，所主宰，人类已经不是主人，人的精神早已沦为物质的奴隶。如陶渊明所说“心为形役”。人类似乎越来越象一种生物，来到世上“潇洒走一回”，吃喝玩乐一遭几十年，哪来哪去。人的价值究竟何在？就是个酒囊饭袋？赚钱机器？一个能够吃喝拉撒睡的臭皮囊？就象在现代银行里，没有人，只有客户，而且客户都不是人，而是一系列帐户号码。在医院里，没有病人，病人如同坏了的汽车需要修理，医生就是修理工。病人进门也不“望闻问切”，先开一摞单子化验、照相，然后对号入座，分门别类，分别修理五脏六脾，实在不行就开刀换零部件（换心，换肾等等），照此下去，将来医生可以为机器人所代替。当代人类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根源在于人类社会本身为国际垄断资本所统治。

本来，当代人类和地球危机的根源很清楚，源于西方，源于资本主义，这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清楚。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倾斜，后来竟至苏联解体，世界体系倾覆。于是20世纪以来确立的人类的价值体系、是非标准随之颠倒。劳动与资本的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愈演愈烈的条件下更重新演变成针对非西方世界和有色人种的“文明冲突”了。背后掩盖的是东西方利益的冲突和“黄金十亿”赢家通吃的野心。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的闹剧，美国金融海啸的丑剧，西藏“3．１４事件”和新疆“7．５事件”都暴露出西方某些人自诩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极其伪善，不能让人信服，更不能带领人类走出危机。现在连西方进步人士也承认，这“地球危机”的本质是西方文明危机。

西方文化尤其在亚洲行不通

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是特别喜欢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满世界传教，几百年乐此不疲。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失败，最早证明了西方价值观在亚洲行不通。至于近代欧洲人在东南亚和印度得手，完全是通过武力和欺骗，传教也是武装传教。从全球看，西方价值观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归根结底是贫困、分化、混乱、衰落，而不是复兴，这一点已经由非洲、拉美国家几百年的历史所证明，近年来再次被西方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所证明。西方价值观至今在亚洲行不通，在西亚、中东行不通，伊斯兰国家更与西方国家势不两立，中亚国家也不接受西方那一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民主、人权等等西方价值观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在亚洲并不行得通。不过日本除外。未来，西方价值观也不可能在亚洲发挥多大的作用。中国有4000年的文明史，儒教和道教的影响至今。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世界将是多种价值观并存的世界。

“西方人要想与亚洲和伊斯兰文化圈的人打交道，就必须了解自身价值观的源泉。虽然西方的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来源于基督教，但是基督教教义中并没有出现民主、法制国家、人权这些概念。这些概念统统来源于‘启蒙思想’，是近二三百年形成的思维定势。”（61）

西方价值观在亚洲行不通，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是土耳其，二是菲律宾。这两个国家都实行了全盘西化的改革，结果都变成了“文明撕裂”的国家。倒是实行“半盘”西化改革的日本取得了成功。

日本是最精明的亚洲国家。说日本精明，是因为它善于学习；善于学习，突出地表现为善于选择。用亨廷顿的话说：“总体说来，日本经济并未按照西方经济学发展。”（48）另一位分析家说：“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西方的逻辑，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日本人创造了一种经济类型，它的运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测能力。”（49）中国学美国太多，学日本太少，特别是为新自由主义所误导，没有学到日本道路的真谛。日本学西方，历来有自己的一套。所以日本既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发达国家，又是独一无二的东亚国家。日本赢得西方的尊敬是有道理的，亨廷顿把日本文化视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一种独立的类型。日本做了中国文化一二千年的学生（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起，是两千年；从日本派谴隋使、谴唐使算是一千多年），近代改换门庭，转学西方取得成功，并不表明西方价值观适合亚洲，而是表明东西文化可以融合。这不仅是由于日本实行的是有选择的“半盘”西化、保护传统的改革，还由于日本岛国文化与西方国家的海洋性格相通。而战后日本以西方价值观在亚洲四处碰壁，更是西方价值观在亚洲行不通的一个鲜活的例子。战后日本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各国可以开丰田汽车，看松下电视，听先锋音响，但就是不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帐。

近代日本成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等生，靠的是中国文化的底子。没有这个文化底子，日本近代难以崛起。这一点日本人心里门儿清，反倒是一些中国人糊涂。所以近代以来日本学习西方，不忘自己的优秀传统，不但不搞全盘西化，相反极为珍视和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一点最值得肯定，也最值得中国学习。近代日本的成就至少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的神话。这是日本对亚洲的主要贡献。

日本文化被亨廷顿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模式，除了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之外，也表明西方对日本文化的尊重。日本文化的最大缺憾是缺乏原创性。正因为缺少原创，从中国学得的皮毛也爱如至宝，决不丢弃，所以传统习俗保存最多，源头多来自中国。可是中国既然已经没有了，人家有，就是人家的。就东方文明而言，日本没有原创之功，却有守成之德。中国倒是有原创之功，那是祖先的，没有守成之德，那是子孙不肖。中国古人原创太多，后人反不珍惜，弃如敝屣。近现代中国人对日本人骂不绝口，骂得有理。但是骂不解决问题，骂之余，需要自省，需要向对手学习。学什么，泼水不弃儿，此是最重要的一点。同时，也要看到，在日本惊人的现代化成就后面掩藏着严重的问题。在他们努力保持民族遗产和增强国势的时候，如同胡适先生曾经指出的，日本人既保留了他们本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也维护了那些不值得称道的东西。后者诸如妇女地位低下、神道等，而更重要的是“军人在政府中具有令人惊异的超宪法权力的地位。”（50）此为亚洲各国最值得警惕之处。

日本文化缺少原创，所以日本人特有危机感，也特别好学。自己没有，再不好学，不善学，岂不完蛋？又说日本人有谦德，与中国人相近。其实这是现象。唐君毅先生说，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的谦德有异。日本人由于自己的国家没有独创的文化，所以才谦逊，中国却有自己独创之文化。中国人无论谈什么问题，都有先哲可追溯。如胡适之先生讲中国科学方法仍追溯至孔子。由此可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51）所以，日本人表面上风光，内心深处其实有隐藏很深的自卑感，原因就在这里。自己原来没有，故善于学习，再有点虚荣，有时候就不免借用中国文化冒充自己的文化。例如佛学的禅宗，本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的特产。日本学者（铃木大作）把禅学译为“zen”介绍到欧美，于是欧美只知日本有“zen ”，不知中国有“chan”。日本由于海岛文化的局限，领土狭小，支离破碎，资源贫乏，内心常有一种悲观无助的感情，不能有中国文化博大的胸襟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而需要借助于“神道教”。这样一来，也就不大可能学到中国儒学的真义。不是不了解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而是不能付诸实践，修己安人，更没有将儒学作为立身处世和政治外交的指南，于是中国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壳资源”——流于形式，作表面文章，不是象儒家那样真正向内用力，而是一心向外用力。表现为日本人的礼节，烦琐而多虚文。日本历代天皇的名讳，都有一个儒学的“仁”字，而近代日本对其文化母国，极尽戕害之能事，何“仁”而有？日本人内心崇拜强者，藐视弱者，实际是迷信物质力量，鄙视道德和精神的意义，完全是西方价值观。所以，近代日本崛起，得益于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成为优等生，固然靠的是中国文化的底子。而日本文化能够与西方文化一拍即合，顺利嫁接西方文化，而中国不能，需要经历百年的折腾，这是由于日本文化在精神文化层面与西方文化暗合，精神上相通。所以，近代与西方文化相遇，很快即能适应，奉行帝国主义文化，追随西方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相形之下，中国船大难掉头，学得慢，学得艰辛，并不奇怪。不是中国人笨，而是中国人不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也正因为如此，待到中国大船掉头以后，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走上自己发展的正确道路以后，必有无穷的后劲。这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发展，日本对华优势日渐消失的根本原因所在。近些年来，眼看随着中华复兴起步，日本对华的优势渐失，内心极为焦虑，心态日坏，进退失据。

日本侵华，明知理亏，又要硬来，就不得不使出小人伎俩，编出一套强盗说辞。例如污蔑中国古代是“骗来骗去”的下等民族；说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52）日本侵华是为了宣扬王道，是“进出”中国；说日本占领台湾是救台湾人民于水火；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那回事；说日本侵略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都是韩国妇女、中国妇女“自愿”；说日本侵略东南亚是赶走白人帝国主义；说日本战败投降是终战；诸如此类的瞎话，编排至今。日本文化狭隘、偏执的性格非常明显，对历史拒不反省是尽人皆知的突出表现。如此连东亚都走不出去，要想做世界政治大国，如何做得？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给亚洲各国带来巨祸，也使日本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以后随着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旧病复发起来，又要走军事强国道路，近年来乃一再挑起东海油气争端。

东海油气争端，端在中日两国对海上分界线的主张不同。中国主张按照国际通行原则，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划分；日本则要求在中日两国之间以“中间线”原则划分，而且以素来争议极大的钓鱼岛为日方领土的起点。仅此以钓鱼岛为“日本领土”起点这一条，日本的野心就已经暴露无遗，事情的是非曲直就可以了然。可是日本自恃财大气粗，有人撑腰，自说自话，纠缠不休，竟然能够咬人一口，入骨三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要害有二：一是以钓鱼岛的争议为既成事实，这是自说自话；二是只纠缠地理，不顾历史。这两点都是罔顾事实。其实历史是一面照妖镜，是非曲直，一照即知。

古代中国称日本为瀛洲。直到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也“八竿子打不着”，既不接海，更不可能接壤，中间隔一个岛国琉球。琉球位于日本九州与中国台湾之间，由三十几个小岛组成，历史上同中国是藩属关系。最后一个琉球国王尚泰，于1866年接受清朝册封。不久日本明治维新，乃挥戈西向，琉球成为第一猎物。满清当时虽然衰落，中国沦为西方半殖民地，也还知道维护尊严，与日本发生争端。但日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于1872年天皇强行册封尚泰为日本藩王。日本对琉球的吞并至今没有得到国际承认。二战结束后，美国几次提出将琉球归还中国，蒋介石误国，没有及时回应。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变卦，不仅不再要求日本吐出近代以来非法吞并的琉球和其它领土，反将钓鱼岛非法移交日本。对此新中国从未予以承认，而日本却以此非法移交作为与中国争议东海油气的依据，试图一石两鸟：不仅要与中国平分东海，而且等于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历史证明，中国与日本，话是说一衣带水，其实日本与东海没有关系，谈不上与中国划界。其所以酿成今日的争端，完全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败不吐出非法所得，现在又得寸进尺的结果。日本今天的做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根源。现在双方在东海问题上达成共识，是中国从大局出发，双方搁置争议的结果。但是日本文化、政治的这个病源不除，早晚还是祸根。

2004年9月有一个日本右翼大佬，到北京、西安、重庆、上海转了一圈，回去后在日本右翼的一个高层会议上宣布了他的结论：从中日现代化进程看，日本已经失败了，原因是日本就是靠拼命学习取得了技术优势，用技术优势享了100年的福；这个技术优势本质上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的，现在中国开始学习了；过去日本取得技术优势的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拒绝学习，后来又乱学；中国即使还会有小错误，但是已经走上了正道，在技术层面上赶上日本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已经不是什么可能性的问题；一旦中日技术水平拉近，中国的天然优势、地缘政治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就是亚洲之王。这段话有自知之明，也有真知灼见，一是看到中国经过百年奋斗，终于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日本对中国的优势正在消减；二是看到中国潜在优势（不仅是地缘政治优势，而且是文化底蕴的优势等）正在变成现实优势，日本不能与中国抗衡。这话李光耀先生也说过。日本之优于中国，在于先起跑100年，主要是船小好掉头。待到中国迎头赶上，厚积薄发，潜在的文明优势逐渐显现，则日本优势尽失，不在话下。最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在思考日本的未来时，我想可以与德国进行比较。两国都在二战后取得了不可想象的经济成就。最大的不同就是德国植根于欧盟，而日本却孤立于临国。我看这是以政治家为首的日本领导人对建立与邻邦友好关系问题上努力不足的原因。在战后与临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一点上，德国比日本要幸福。

“日本经济现在较之中国表现出来的先进性在20年后恐怕将变得毫无意义。在很长时间以来，日本都认为本国的经济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这种优势正在慢慢消失。”（53）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最佳的选择是中日和解，这是迟早要做的事。

日本文化无法与中国争夺道德高地，这是日本文化的根本局限。亚洲的道德高地早被儒家道家占领，后来的佛家也落户中国，这个两千多年历史形成的“文化气场”根深蒂固，更被近代日本的“害邻政策”夯实，没办法争夺。日本连亚洲都走不出去，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只有靠美国，同时走军事强国的老路。美国掐着日本的命门，军事上不可能发展核武器，军事大国前景有限。靠美国这条路，靠得长久固然好，明显已经靠不住，日本应当早为之计。这件大事，早做早主动；完做晚主动；不做不主动，就被动。被动以后，还是得做，但是筹码尽失。

长期困扰日本的一个地缘政治原因，在于日本领土狭小、破碎，孤悬海外，资源贫乏不说，说不定哪天就沉没了，有一部日本电影叫《日本沉没》，所以日本人心灵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政治焦虑。在日本右翼眼里，怎么想也只有夺取中国一条路，其实是思想僵化，不妨换一个思路。既然中日两国血缘、文化、历史上有这样深的关系，有这样深的交情，中国又是一个宽厚的民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日本痛改前非，两国交好，中日都会有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日本“现代文化其实属于中西之间的一个边缘地带。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其文化出了日本列岛，在亚洲和以外的影响有限。战后日本的政治捏在美国人手里，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搞得半死。在21世纪的‘文明冲突’中，日本文明被亨廷顿列于中华文明之后，这是何意？如果日本以为自己是世界经济大国，在文明的冲突中可保无忧，可能就打错了算盘。既然日本文明界于中西之间，毕竟离中国近得多些，根子也在中国。在当代文明冲突的格局中，中日文明有没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衰落真的对日本有利？日本在西方人、美国人内心深处，究竟是同类还是异类？所以，处理21世纪日中关系，不光需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要有文明的思考，要有战略眼光。关于文明的思考，比关于主义的思考来得深刻。”（54）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说：“日本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化，现在仍具有活力，日本堪称一种模式。世界从日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过，日本处在变化最大地区的核心位置。亚洲在经历很多世纪的繁荣后出现了衰退，现在又一次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并崭露头角。在国际社会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日本的作用极为重要。如果日本能与中国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关系，那么就可以解决两国间很多的问题。希望日本能够在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他还说，地区领导“应当有能力基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建立新的关系。应当将传统和现代、正统和独创这些矛盾的事物统一起来。世界需要超越这两种境地的能力。”（55）德维尔潘说，日本是一种模式，这样说也可以。但是有学者根据亨廷顿将日本文明列为现存的八种文明之一，据此认为亨廷顿承认日本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进而发表题为《日本为何成了独立的文明》的文章。（56）为日本解释。这是很可笑的，日本文明是一种类型，或称一种模式，是一回事；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是另一回事。所谓独立的文明，基本含义是一种独立发展的文明。所以现代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一般都承认西方文明不是独立发展的文明，而是多种文明的聚合。更遑论日本文明？日本古代文明来自中国，近代来自西方，不是一种独立发展的文明，这是众所周知的，也不是什么耻辱。日本文明的好处，在于善于学习，保留了传统，嫁接了西方文明取得成功，进而在现代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模式。这与日本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作者根据亨廷顿的一句话，差强人意，强加于亨氏，实际上是自说自话。这种话日本学者都不好意思出口，乃由一旅日学者代言，也是现今文坛流行的一种拍案惊奇。

德维尔潘的这段话不长，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作如下几点解读。第一，西方在金融海啸引发深刻的文明危机和被迫承认世界进入文明转型期的情况下，认为可以从古代向中国学习和近代向西方学习而取得成功的日本身上得到启发，实际上是委婉地承认西方需要向东方文化学习。第二，称赞日本是一种成功的至今仍有活力的模式，同时对日本寄予厚望。第三，这种厚望包含了西方人复杂的感情和内容。首先，这是因为世界重心在向东方移动，主要是向东亚移动，而东亚有若干国家，最主要的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西方人认为日本处于核心地位。其次，中国经历了很多世纪的繁荣，现在又一次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并崭露头角，这使得西方在同中国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借重日本，日本在东亚具有对西方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次，日本对西方的这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如果日本能够有效地牵制中国，以及日本如果能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则西方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会容易一些，也可以节约成本；二是如果日本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或者日本搞砸了同中国的关系，将可能拖累西方，至少会给西方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带来更多的困难。第四，希望日本能够与中国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较好的关系，日中关系的关键在日本，日本处理好日中关系，就能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第五，西方希望日本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日本应当有能力超越自己，建立新型的日中关系和地区关系。第六，全世界都需要这种超越“两种境地”的能力。第七，总起来说，就是一句话：世界变了，西方需要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希望日本做好“媒婆”。

这是欧洲政治家在向日本喊话，希望日本能适应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实现文化和外交转型。日本国内也有这种声音，池田大作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这种思想，这些都表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已经面临转型。中日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进入21世纪。世界文明转型从根本上要求改变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战略上看不清形势，认识不上去，行动跟不上，就要犯错误。近来朝鲜核爆导致东北亚局势剑拔弩张，显然有本地区以外的力量在制造危机，试图引发东北亚地缘政治冲突。中日韩朝都是邻国，挤在一起，利益攸关，不能做那种“听别人（吆）喝，砸自己锅”的事儿。

读懂西方文化，是为了在全球化中有所比较和选择，不致迷失方向，也为了在“文明冲突”中穿上“盔甲”，自觉地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和弘扬，也为了增进中西方了解、合作和友谊，促进世界和谐。本章在精神层面分析西方文化，弊端说得较多，这在当前有其国内外的必要性和针对性。但是不等于在制度文化和成果文化层面都是如此，也不等于西方人都是魔鬼。文化是很复杂的事情，欧洲人也是优秀的民族，是文化上长进的民族，并没有象古罗马或近代西班牙贵族一样贪图物质享受，腐败沉沦。近代意大利人最先暴富起来，在富豪巨室支持下搞起文艺复兴。以后又流行兴办大学，在原始积累巨大财富的堆积之上，推动了教育科学发展，于是有工业革命，西方的发展如虎添翼。千百年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精神的升华，西方许多人实际上超越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与西方政治是两回事。问题在于，当代西方政治被利益集团左右，试图走古罗马的道路。

人类文明的出路只有中西文化交流、调和，这是势在必行。对此，进入21世纪，随着西方的衰落和多极化形成，愈来愈多的西方人已经取得共识。美国学者也呼吁跨文化和解而不是冲突。库普乾说：“今日的主要大国应该寻求培养跨越政治和文化分裂线的共同目的感和共享身份感”，“美国需要开始在新兴权力中心之间培养那样的亲密联合体感、共同利益感和共同义务感。”（57）

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国与西方文化有所融合，两者已经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欧盟的成功得益于其战略构思中将西方文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起来。西欧文化中也有理想主义（不是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种子，否则不会产生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老欧洲与美国的不同之处，也是欧洲的进步和光明所在。西方文化如能吸收东方文化，如同东方文化之吸收西方文化，人类就能实现文化创新和转型。（四）

看透美国

有人说，美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国家，也是中国人最恨的国家。这句话太夸张。其实，所谓一般人喜欢或羡慕美国，实际上是喜欢、羡慕美国富强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或受所谓“美国梦”的影响，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至于恨美国，这样的人近年来开始多起来；无论爱还是恨，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都是基督教文化：同根同干，但是枝蔓不同，历史不同，地缘政治背景和利益不同，宗教、思想、理论和主张也有不小的差别。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战后西欧国家满目疮痍，也有一个反思警醒的阶段。美国则是后起的霸权，现在虽然霸权衰落，而且衰落起来也挺快的，但毕竟有一个过程。一般说来，近代基督教文化并不否认道德，所以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就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又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思想家，特别是产生了一大批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到19世纪更产生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着西方文明走向衰落和分裂，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二战以后道德地位在西欧有所上升，所以德国能够对战争罪行进行忏悔。东正教一向赋予精神和道德以更高的地位，所以俄罗斯以“正教”自居，也能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刻的思想家和列夫·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更能产生列宁那样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美国文化中有欧洲传统的影响，早期也有理想和很多好东西，例如也能产生马克·吐温这样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是美国政治为寡头集团所控制，战后20世纪美国的一切更走上了高度商品化道路，葬送了美国文化，也终将吞噬美国。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崩”不要紧，美国走了邪路，好东西被吞噬，恶势力为所欲为，就成了现在万人恨的美国。

盎格鲁-新教文化

美国文化也叫盎格鲁-新教文化。新教是欧洲宗教改革产生的基督教教派，基本思想与基督教一样，也来源于犹太教。犹太教奉雅赫维为唯一真神，即上帝，基督教读做耶和华，是同一个神。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雅赫维上帝的“特选子民”（简称“选民”），因此特别眷顾他们，将迦南（今巴勒斯坦南部）作为上帝的“应许之地”赐给他们。这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缔结的契约。北美洲原是印地安人的家园，但是欧洲人要鹊巢鸠占，于是根据《圣经》编排出一套说辞，以取得所谓合法性。最早登上美洲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乃对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移植，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就是加以选择和“移花接木”的处理，逐步形成了盎格鲁-新教文化。

盎格鲁-新教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的美利坚人都以《圣经》为根据阐述他们在新大陆的使命，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应许之地’建造‘新以色列’或‘新耶路撒冷’。他们说，美利坚是‘新天地’，‘正义之家’，是上帝赐予的土地。”据说，这是美利坚人与上帝之间的“约定”，其实是假托上帝的名义，自我授权，将侵略殖民合法化、神圣化，这样杀起印第安人来就理直气壮了。人人尽知的，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美洲原是印地安人的领土和家园，从欧洲越洋跨海而来的最早的白人定居者，现代美国人的祖先，屠杀了7000万到9000万印地安人，（58）霸占了北美洲，这段历史，是永远无法从美国人心头抹去的一片阴霾。胡适先生的弟子、海外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直到19世纪，在美国的法律中，印地安人都不是人类，而华人被蔑称为“支那曼”（Chinaman）。在“排华法案”的欺压下，华人是排在印地安人和黑人之下的，是“非人类之中的非人类”。（59）亨廷顿至今在“文明的冲突“那本书中还在说：“当时这里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除了可以杀掉和向西驱赶的印第安部落以外，这里还没有社会”。好一个“空白的写字版”！印地安人不是人，他们的部落也就“不是社会”，自然“这里还没有社会”，逻辑也挺简单。大部分美国人对“9．11事件”感到困惑不解，而有色人种比较容易理解，道理就在这里。

美国政治和“世界内幕”

了解一国的文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该国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后，美联社的一篇文章说：“历史和统计数字都已证实的第一个结论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推动力不是总统和政党来决定的，而是控制了美联储、华尔街、军工企业和硅谷的经济金融精英决定的。”这些精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前台人物，而是后台老板。“第二个结论是：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不是总统或政党领导的，而是控制了白宫和国会的经济金融利益集团，他们通过游说者和活动家对政党、议员和官员施加影响，左右总统的决定。第三个被证实的结论是：当竞选尘埃落定后，民主党和共和党会停止互相攻击，在制定保护经济集团利益的国家战略政策方面互为补充。”（60）最近，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撰写的《霸权背后》、《金融海啸》、《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旅美华人廖子光先生（Henry C·K·Liu）撰写的《金融战争》的中译本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书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资料和深刻精湛的分析证明了上述结论，让读者大开眼界，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美国和世界。笔者有幸在本书付梓之前读到这些书，它们不仅证明了笔者的基本观点，增强了国人对中华文明信心，而且无疑将深化我们对比较文化、世界经济与政治，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有关问题的思考。另据一位近年来以一本非小说畅销书《彼得伯格俱乐部》风靡世界的俄裔传奇作家丹尼尔·伊斯图林披露，当代美国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戴维·洛克菲勒曾在1973年说：“无论中国革命的代价有多大，显然它在制造更有效、更专注的政府管理上，以及在培育旺盛斗志和共同意志上取得了成功……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成功的。”（61）这是当代西方国际垄断资本顶级人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软实力的高度评价。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范例。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宣言的核心，而在今天其真实含义已演变为：以白人为核心的发财致富的自由（绝不包括有色人种）；北美13州与英国宗主国的平等，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平等；至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平等，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在实践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民主的政治条件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表面上的政治平等必将随着财富实力的差别转化为极少数超级富豪组成的寡头集团对其他人的优势（统治）和不平等，并逐渐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都是一样）置于前者的统治之下。这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的一个符合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基本事实。恩道尔指出：“在迈向前所未有的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摩根和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玩弄了种种欺诈、谎言、暴力和贿赂手段，而他们干得最出色的，是操纵金融恐慌。他们通过精心操控金融市场和银行信贷所造成的每一次金融恐慌，一步一步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自己人的手中，这个过程就是一小撮巨富的精英家族的权力增长过程。这些家族构成了美国的富豪贵族集团，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寡头集团。”（62）他说：“他们以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楷模来运用权力和财富，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的模式。”（63）“美国在1861-1865年南北战争和1879年的《重新启用硬币法》之后的经济繁荣岁月里，涌现了一批商业大亨，他们用诈骗、贿赂政府官员和国会、贪污以及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做法，积累了巨额财富。”（64）而“权力越是如此集中，就越是需要美式‘民主’的外包装。”“新兴的美国富豪和寡头披着美国式民主的外衣、编造了“强悍的个入主义”这样的神话，用来为他们的巨额收益辩护，掩盖财富真正的来源。到19 世纪8 0年代末期，摩根和洛克菲勒已经成为强大的金融托拉斯巨头，强大到可以控制美国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政策。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民主’这样美好概念存在的余地。权力就是他们交易的商品。这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创造出来的美国贵族，不论怎么看他们都和英国、德国或法国有头衔的贵族一模一样，而这恰恰是《美国宪法》所禁止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寡头集团和富豪统治一一最有钱的人为一己私利实行的统治。”“有大约60个家族组成了紧密勾结的富豪财富网络．．．．．．（他们）通过王朝一般的联姻和公司的交叉持股，在20世纪初，控制了新兴的美国世纪的所有产业和银行机构。”（65）“在19世纪末期，这个寡头集团由摩根和洛克菲勒以及经过他们允许人围的少数精英所领导。”（66）“美国寡头集团，跟它的英国前辈亦步亦趋，把触角伸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大力收编州长，议员、法官、报纸总编甚至总统，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一一这些事实是对美国模式的尖刻嘲讽。由寡头集团和旗下的媒体共同煽动和触发的那些战争，完全服务于这些寡头的利益，尤论有多少天真无辜的美国年轻人将要战死，他们一点也不以为意。”（67）

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地揭示和阐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相对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基本原理。相对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成熟时期，虽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但是毕竟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产生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无论是私人垄断还是国家垄断，其实后者不过是两种垄断的“混合生长”而实际上听命于私人垄断），经济危机包括其特殊形式的金融危机愈来愈有人为制造的因素加入其中，成为一小撮寡头集团掠夺大众财富和世界各国财富的手段。恩道尔说；“恶名远扬的1893年恐慌实际上是摩根利益集团操纵的，他们的同伙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他们的目的是把白银逐出流通，并且将美国的黄金更牢固地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在操纵若干起金融恐慌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得到了钢铁和铁路的控制权，深人到美国经济的核心”，（68）接着寡头集团开始俘获美国政府。他揭露，摩根于1893年通过挤兑美国财政部，开始“接管”美国的黄金储备。“根据摩根和贝尔蒙特的指示，伦敦各家银行沆瀣一气，纷纷抛出了它们手上的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要求用黄金支付。”（69）“这样一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迅速耗尽。到1893年4月，自从1879 年恢复用金属硬币支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第一次下降到1亿美元以下。至此陷阱已经设置完毕。”之后，美国财政部被迫“从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辛迪加手中以高利贷价格买来”黄金。（70）转瞬之间，美英金融寡头联手制造了黄金危机，造成“1895年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又一次被耗尽”。（71）经过对国库的反复洗劫，“克利夫兰总统大叫：‘银行已经套住国家的喉咙。’他小心翼翼地没有告诉不知情的公民，这些银行套住国家喉咙的绳索就是他提供的。”（72）“在这个节骨眼上，摩根公司、代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洛克菲勒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施佩耶尔为首的银行家辛迪加（又）出场了。银行家辛迪加（再次）慷慨而又主动地表示愿意将他们私人的黄金出售给美国财政部，但他们可是要赚钱的。”（73）于是，“克利天兰总统委派摩根在华尔街上建立一家私人辛迪加，为美国财政部筹措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的一半将来自欧洲，并用这些黄全发行公债，使国家金库恢复到实有1亿美元储备的水平。财政部的公债以极低的优惠价格独家出售给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然后，摩根将公债再次以很高的溢价转售给地区性小银行和保险公司：它在这个交易的两头都赚了大钱，而代价却是牺牲美国经济的健康。”（74）这是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导演的“救市”行动，被称为挽救了美国财政部。“到了1907年，摩根和洛克菲勒金融集团已经准备好向美国经济发起下一轮金融进攻，这就是后来被称为‘1907年恐慌’的金融危机。这是金融政变之前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1913年他们将要发动规模最大的(金融)政变——通过1913年《联邦储备法》。在该法案中，懵懵懂懂的美国国会将自己本应该控制的印刷货币的这项权力,拱手让给了私人银行家财团。”（75）至此，发行美元，这个美国经济的龙头，也是后来世界货币的龙头，就落到了美国私人财团手中。恩道尔的著作揭示了美英财团如何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以来两场世界经济最大危机过程中所进行的种种幕后操纵，推波助澜，相互勾结和相互争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也深刻地暴露了西方文明的种种缺陷。

西方建立的世界霸权已有两百年之久，这期间西方财团，20世纪以来主要是美英为首的西方财团对西方各国乃至世界政治的控制和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历史终于将西方久已存在的“操纵世界政治的影子集团”浮出水面，有关的一切被称为“世界内幕”。对此，两本俄罗斯人的著作为我们开了眼界。其中一本是著名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俄罗斯地缘政治问题科学院副院长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的专著《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另一本是旅加俄罗斯人丹尼尔·伊斯图林撰写的《彼得伯格俱乐部》，中译本由新星出版社2009年出版。

俄罗斯人对近代欧洲宗教革命以来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政治本质是这样概括的：“在这当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应当属于犹太人创立的共济会，可以把它定义为西方‘基督教-新教’上流社会与犹太教的秘密联盟。这种联合的基础是金钱——犹太人作用的强大工具。特别是共济会的政治目的在于保证犹太人平等，包括推翻君主政体，破坏天主教会的作用，使世界民主化。”而犹太人深谙一个民主政治的原理：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表面上人人平等，本质是有利于富人。俄罗斯人认为，从那时起形成的近代“世界的内幕”，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的发动机，它打着民主的幌子，借基督教徒（共济会）之手在全世界秘密地推动这个进程。它极力使社会变得无意识，使其失去绝对的精神财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金钱才能成为最高的价值，投资寡头的真理才能成为唯一的‘真理’。”（76）“世界的内幕”到底是怎样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相信人性善，结果近代遇到恶人，老是吃亏。改革开放以后，某些中国人忘记了豆是腥的，一相情愿地“让世界充满爱”，片面地追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结果还是不免吃亏，吃大亏。其次，虽说是改革开放，书店图书馆充斥着英文这种“全球化”语言的著作，但是仍然是信息不对称，只看到西方自由世界，看不到“黑幕”。俄罗斯民族性烈善饮。近年来俄罗斯饱受折腾之苦，如醉后之初醒，进行深刻的反思，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为哲学副博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和著名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是俄罗斯著名军事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其著作中所披露的资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丹尼尔·伊斯图林则持续跟踪研究彼得伯格俱乐部长达15年，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全球非小说类畅销书作家。其书中所披露的资料与彼得罗夫著作完全吻合，而且更加系统、全面和详细。为了严谨起见，这里只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彼得罗夫的学术著作，加以转述和引用，只作必要的评论。

据披露，西方世界的政治是以极少数寡头控制的，有着遍及社会各领域的，众多分支机构的，多层次的，并以各种伪善的意识形态概念（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包装为掩护的类似黑手党式的组织。其主要的思想来源是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基础上的右翼世界主义，主张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融入一个由世界政府领导的统一的全球结构体之中，消除种族、宗教、民族、国家和文化界限，实际上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主义的全球化。俄国人称之为一种“嵌合体”，按照东正教文化的解释，它是一种狮身龙头的怪兽，将两种完全不可能相容的系统结合在一起，代表一种邪恶的力量。

“所谓黑手党式的嵌合体，可以概括地划分为三个级别：全球的、区域的、地方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某个领域的。全球嵌合体是全球规模的地缘政治，表现形式是幕后的世界政府，诸如国际关系委员会（又译外交关系委员会——引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式的世界主义组织，小圈子的‘纯血统’社会精英，世界银行家、资本巨头，某些国家的高层领导等等，以及所有无论如何都受他们控制的各民族、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世界。这个黑手党有自己的国会，它可以控制联合国，有海牙法庭式的司法机构，有俯首帖耳的世界大众传媒，有以北约为代表的军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还有可以凌驾于民族和国家之上的其它监督和权力机构。”（77）该学者认为，20世纪末俄罗斯也形成了这种“最歹毒最危险的嵌合形态”，成为其“地方性嵌合体”，“只要看一下把国家财产违法私有化的主人们，俄罗斯金融业、掌握石油、天然气、能源和大众传媒的寡头们，还有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的人们就足够了”。作者认为，“认识黑手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应当指出，这一机制是通用的。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全球，在地区（国家）、当地条件下，还是在可以观察到的历史时期中，这一机制运作得都非常成功。总之，今日俄罗斯的强势等级和弱势等级是由政权正式和非正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分配的相互关系决定的。简易的示意图是这样的：国家的正式组成部分越是高于非正式组成部分，那么国家就会越强大。俄罗斯是一个弱国，因为它是靠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来实现现有权力的，这一组织正在改变和毁弃苏俄传承下来的国家传统。”（78）这里，作者的观点显然受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遭遇的那场空前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的强烈影响。显然，某些正在加速衰落的国际势力妄图在中国重演前苏联的故事。

世界主义的思想很早就有，有世界主义才有冷战构想。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西方世界霸主，美国也就控制了西方的思想和战略，成为世界主义的司令部。20世纪先后存在的国际联盟（1919-1949）、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推行世界主义的工具，但并不是其自己的机构。20世纪中世界主义组织有自己的机构，多具有保密性，而且经常变换名字。西方舆论界只是在不久前才得知世界主义的三个主要组织机构。这些组织属于非官方性质，却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影响力。它们与官方组织的区别在于有很大的研究、设计功能，注重实效，摆脱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程序。

第一个组织机构即“国际关系委员会”（英文缩写为CFR）。它的创始人为美国最大的银行家摩根。该组织从事全球范围内的美国战略研究，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一体化和建立世界政府（也称全球化政府）。该组织成立于1921年，名为“世界卡尔涅加基金会”，参与其中的政治家不仅“德高望重”，且对世界未来均持世界主义观点。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也是苏格兰共济会的高级代表，所以一般可以认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方案具有某种神秘主义的内容。

第二个组织机构叫彼尔德伯格俱乐部，1945年成立，以荷兰某城市一家旅馆命名。该组织联络分析家、政治家、金融家和知识分子。该机构由来自国际关系委员会的美国成员，被视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分支机构。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世界主义组织机构叫“三边委员会”，1973年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建立，旨在大西洋主义和美国领导下，将在技术和市场等领域领先的三个地缘政治空间联合起来。所谓“三边”具体指：第一，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内的美国空间；第二，欧洲空间；第三，由日本控制的太平洋空间。三边委员会由国际关系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美国人领导，总部设在美国，另有两个分部设在欧洲和日本。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国际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有资料显示，他是世界政府首脑。此外，掌握世界主义方案的核心人物还有地缘政治家和大西洋主义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79）

所有世界主义方案的基本方针都是在西方的“人道主义”、“民主政治”等价值观的庇护下，向世界一体化（全球化）过渡。上述组织机构就是要通过分析家、政治家、金融家、知识分子、媒体工作者等各方面精英的共同努力，为在全世界推广这个世界政府的世界主义方案。为此必须“克服”所有试图在全球化面前保持自己民族“特色”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力量，这显然包括中国在内。所以，美国太需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了。

近十来年，俄罗斯的硬实力有所恢复，软实力也在恢复。官方虽然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俄罗斯共产党还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仍是一派力量，在社会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带有东正教色彩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兴起，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工具。

黑幕毕竟只是黑幕，不完全是政治现实，而且已经失败。亨廷顿作为美国右翼有影响的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霸权已经终结，西化已经完全失败，美国霸权不得不后撤。按照亨廷顿的理论，霸权的衰落突破一定的点之后，都有一个从加速度到崩溃的过程。事实上，无论由美国控制的全球空间，还是“由日本（代表美国）控制的太平洋空间”，都只是一种臆想。世界已经进入文明转型时期，客观上要求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相应地实现政治转型和文明转型。进入21世纪，世界在文明上向东看，在政治上向左转。世界在呼唤孔夫子，在呼唤马克思。美国文化不能产生为世界治本的马克思，但是至少能产生为美国治标的罗斯福。奥巴马只是比小布什多一点“巧实力”，本质上还是小布什，绝不是罗斯福。

--郑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