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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驳斥了《强国论坛》上一反毛疯子的一段典型反毛歇斯底里：

“对自然科学无知的毛泽东及后来的追随者，除了权谋暴力内斗整人，对社会破坏与忽悠自欺欺人之外，对科学发展与国家建设一无所长，他们不懂得科学技术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需要脚踏实地干出来的。中国搞几十年阶级斗争与独尊毛泽东思想，唯毛独尊，排斥异己，吵吵闹闹不亦乐乎，其结果就是几亿中国人，自然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0！原创科技发明是0！对当代世界的科学发展贡献是0！把中国搞得落后世界几十年，百姓生活水平世界倒数，只是靠自我吹嘘自我吹捧麻醉自已与欺骗民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再谈天安门广场竖立孔子像的问题”[疯疯癫癫僧]于2011-01-2810:18:22，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107080712&bid=2）

电视剧记述的历史事例中，最精彩又最典型的有二：

1．物质无限可分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问题。

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回答：“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这一问把钱三强难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了，对此各国科学家从未怀疑过。钱三强停了一会儿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当然了，现在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一定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啊？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旁白：“这是一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对话，也是一个政治家的预言。科学家们后来相继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关注着五洲风云，也关注着微观世界奥秘的毛泽东以政治家、哲学家的思辩与科学家殊途同归了。”

（注：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1964年发现了基本粒子“夸克”。毛泽东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有科学家说，毛泽东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可惜电视剧美中不足地“省略”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实：

在世界科学界，经常用科学家或者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一些科学概念，但几乎没有以政治家的名字来命名的。惟一的特例是在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爆出一个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粒子”的珍闻。在科学家云集的大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层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格拉肖的提议，被大会通过。

这个让中国人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消息，中国的媒体没有报道，《纽约时报》却有报道。

见：http://www.nytimes.com/2006/12/05/science/05china.html?_r=2&ref=science

2．工程控制论

毛泽东对钱学森说：“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主席还看我的工程控制论啊？这我真没想到。”

毛泽东：“我认真拜读了。写得很好啊！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

毛泽东：“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

钱学森：“这此我虽然回来的时间不长，但我时时能够感觉到中央领导对现代科技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我们搞尖端科技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啊？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应用罢了。只不过当时没有这名词罢了。”

钱学森：“主席才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毛泽东：“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场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创始人当然还是你了，我岂能贪为己有啊！”

——毛泽东：“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两个王啊！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啊，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喽！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火箭王钱学森同志啊。”

知道了这些历史事实，就知道污蔑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无知”的“疯疯癫癫僧”们有多不要脸——你掰着手指头脚趾头数数，古今中外除毛泽东外还有哪个政治家能如此精确地预测出原子物理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让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家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佩服得五体投地，产生命名“毛粒子”（Maons）这样的提议？还有哪个政治家能对“工程控制论”的原理早已心有灵犀运用自如、能如此及时敏锐地发现“工程控制论”价值并大力支持、让“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由衷地佩服，发出“主席才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这样的赞叹？你说毛泽东不行，那谁行？举出来，比一比，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骝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举得出来吗？敢比吗？面对如此确凿的历史事实居然敢说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无知”——是人家无知还是你无耻？

再看看电视剧里列举的毛泽东那一代人讲科学、尊重科技人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搞建设的其他例子：

——毛泽东：“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有战略后方。从现在起，要加强大三线的战略后方建设。”

——聂荣臻：“我们的导弹研制才刚刚起步，我还是强调那句话：要通过仿制苏联的导弹，学会爬楼梯，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不能希望一口气就吃个胖子嘛。主席前段时间针对原子弹的研制情况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我们练正楷。就是练基本功，先把基础打好。不过我们的仿制也不是全盘照搬，要通过这个过程，形成自己独立的东西，写好正楷，然后再写行书草书，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基地司令张蕴玉：“两万吨，它支撑不了一个六万万的民族。”“敦煌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绝不干这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

——在最艰苦的时候，在聂荣臻的呼吁下，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以及海军慷慨解囊，拨给了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水果等物品。从二机部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要求支援五万吨大豆。这些募捐到的东西比想象得要多得多。聂荣臻又专门交代：“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专家和技术人员，领导和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钱三强后来充满感情地总结这段研制两弹的难忘岁月。他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东风二号发射失败，钱学森带人在现场收集残骸，连螺丝钉也不放过，找了三天三夜。

——东风二号发动机总装时有个工人不小心把一颗小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钱学森：“一颗小螺丝钉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故。必须把它找出来。”

——张爱萍：“不管花多少时间，拆到什么程度，都必须把这颗小螺丝钉找出来。不能带任何隐患让我们的导弹上天。我们不能小看这颗螺丝钉。它的意义不下于打一场战役。”

——聂荣臻亲自指挥，张爱萍亲自坐镇，元帅和上将都亲自出马，真是大战役。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牵动了元帅、将军的心，这个故事后来在五院广为流传，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邓稼先带领的理论设计组为核实一个数据足足反复算了十次。

——邓稼先用放大镜检验钢缆，不允许一丝断缆。

——张爱萍：“两条诀窍：下去，过细。”

——周恩来：“我们共产党人不来虚的。”

——基地操作战士在插头接口处发现一根小白毛。虽然很细小，但可能造成接触不良。用镊子夹不行，用铁丝太粗，战士想到用猪棕把白毛挑出。钱学森把白毛带到北京，作为一丝不苟的教育事例。

——两弹结合热试验要经过甘肃柳园镇，有五万居民。试验失败导弹落在柳园镇的概率是十万分之六。周恩来：“哪怕不到万分之一，我们也要把安全因素考虑进去。五万居民的生命财产，万万马虎不得。在正式试验前安排疏散。一定要把全部居民全部疏散到安全区域，两弹结合试验以后再搬回来。”

——周恩来半夜三点打电话给张震寰核实柳园镇居民疏散事，再三叮嘱：“绝对不漏掉一个人。”

——邓稼先：“什么事情不亲手摸一摸，心里不踏实。”

——聂荣臻：“事关重大，不去不放心啊。”

——毛泽东：“我们的成功，先让别人去说，这样才更有意思嘛！”

——毛泽东：“好嘛，我们的卫星终于要上天了。我们中华民族对太空是充满了浪漫想象的。嫦娥奔月，吴刚的桂花酒，还有敦煌壁画上的那些飞天，直上重霄九啊！我们是发明火药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我们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啊！立住了脚还要站着说话。要有发言权嘛！”

——再看看1957年时毛泽东与卫士长李银桥的这一段对话：

毛泽东：“我的生活费一天三块，高了吧？”

李银桥：“不高。平时招待客人的钱也算在里面了。”

毛泽东：“还可以压缩嘛！今天陈云同志找我谈，说搞原子弹要花很多钱，国家财政的压力很大啊！我们每个人都节约一点，可以支援国家嘛！”

李银桥：“主席，您的生活费真的不能再降了。要是再降，真的跟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了。”

毛泽东：“我毛泽东本来就是老百姓。现在国家苦难，百废待兴。我记得赫鲁晓夫说过，中国要搞原子弹，把全国所有的电力用上都不够。中国人要争这口气啊！把我的生活费压到每天两块五。”“莫小家子气。水涨船高，等今后条件好了，再提高嘛！”

事实胜于雄辩。对照这些事实，再看看“疯疯癫癫僧”的信口开河——“对科学发展与国家建设一无所长，他们不懂得科学技术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需要脚踏实地干出来的。中国搞几十年阶级斗争与独尊毛泽东思想，唯毛独尊，排斥异己，吵吵闹闹不亦乐乎，其结果就是几亿中国人，自然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0！原创科技发明是0！对当代世界的科学发展贡献是0！把中国搞得落后世界几十年，百姓生活水平世界倒数，只是靠自我吹嘘自我吹捧麻醉自已与欺骗民众”——什么感觉？瞪着眼说瞎话。不要脸的人专说不要脸的话。疯疯癫癫的人专说疯疯癫癫的话。狗戴箍子——胡擂。

“科学技术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需要脚踏实地干出来”这种一本正经从“疯疯癫癫僧”嘴里冒出尤为可笑——都“疯疯癫癫”了还有脸说“实实在在”，还用“脚踏实地”来指责人，真叫人弄不清是这是假痴还是真呆——“房倒倒”、“楼歪歪”、“豆腐渣”、“三聚氰胺奶”、“皮革奶”、“转基因主粮”之类是属于“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呢还是属于“弄虚作假”、“自我吹嘘自我吹捧麻醉自已与欺骗民众”？是毛泽东时代的东西还是“特别是”时代的土特产？

工程控制论是科学。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体现了工程控制论的原理，是科学。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更是科学。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坚持科学，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有效运用工程控制论、实现社会发展的最优化。

说毛泽东不懂科学的人最不懂科学。说毛泽东不懂科学是掩饰自己不懂科学的贼喊捉贼——“主流经济学家”之类“精英”们为什么那么起劲地鼓吹私有化、个体化？因为他们全是一帮只会纸上谈兵、只有小肚鸡肠的“脑力个体户”，只懂得以一人一伙为单位的小生产，根本不懂以整个社会为单位的现代化大生产。让他们运用工程控制论的原则使整个社会按照最优化的原则发展等于要了他们的命。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精英”不懂《工程控制论》就说《工程控制论》错——只不过换个花样，说社会主义公有制错：反正去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程控制论就无用武之地了。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最常听到的两个字是“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我来负责”……而这恰恰是如今的“精英”们绝对不会用的字眼——不管是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易纲、樊刚还是其他什么屎缸尿缸泔水缸，尽管一开口就洋洋万言天花乱坠，但“负责”这两个字是决不说的——你何曾见过他们说过一次“由我负责”？

科学与伪科学的一条根本区别是：科学敢负责，伪科学绝不敢负责——由此可以总结出文匪“精英”的一条铁规律：不管他们如何振振有词娓娓动听，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信口开河，不用负责”。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阎王吃小鬼”——靠集体努力、集体成果吃饭的人讲集体主义；靠个体努力、个人钻营吃饭的人讲个人主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披露：新中国成立，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这些科学家往中国大陆跑，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事业在那里，只有那里才能为他们提供展现才华的舞台，因为他们的事业是靠集体努力才能成功。而胡适、傅斯年之类个体户文人往台湾跑，因为他们的事业不需要集体配合和集体努力，哪儿讲究个人主义哪儿就能混，哪怕国家灭亡了照样不愁没饭吃，而强调集体努力的大陆没他们的市场，所以他们要往台湾跑。

如今的“经济学家”、“主流精英”们拼命鼓吹私有制自由化，因为他们只有靠个体努力、个人钻营吃饭的本事，一搞公有制集体化现代化大生产就需要工程控制论的真才实学，那就没他们混的了。所以他们非反对公有制不可，非鼓吹私有化不可。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精英”、“文人”决不能治国，因为他们这些小生产的“脑力个体户”根本不懂工程控制论，也不可能懂，根本指导不了社会性的大生产，永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靠他们治国非天下大乱不可。要治国，到头来还得靠毛泽东思想这真科学——这才是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最有意义之处。

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才知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差点在“最后一分钟”被搞垮。

电视剧是如此描述的：

——1964年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亲自去拜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就对中国核基地动外科手术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美苏两国秘密接触的第二天，周恩来获悉了有关情况，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周恩来：“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进行核试验，美国苏联有可能动手，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但不管他们怎么样来轰炸，我们还是要搞核试验。”“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间问题会议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今年就试，还有一种意见是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

——周恩来：“国际局势对我们压力很大。主张晚试的同志主要是从这方面考虑，等三线建设完成，我们有一定的战略保障。”

——毛泽东：“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这是毛泽东有关原子弹的又一句名言。他一语道破了原子弹的本质，也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由原子弹交织起来的国际关系的真相。

毛泽东一锤定音。一个月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眼光就是高人一筹——中国原子弹横空出世，美苏果然只能在一边干着急，眼睁睁看着中国一举闯进核俱乐部，导弹、氢弹、卫星接二连三一气呵成，核大国地位从此牢不可破，中国的和平大环境从此有了可靠的保障。

回顾历史可以明白，毛泽东当年为中国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千载良机。

1．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倒台的时候。1964年9月美国拉苏联一起采取行动对付中国核武器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摇摇欲坠内外交困的时候，那时的赫鲁晓夫已经焦头烂额，自身难保，甚至打算出卖东德换取西德的经济支持。如此困境，能有多大力量和兴趣与美国人携手对中国搞这么大的动作？毛泽东看得真准：“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与赫鲁晓夫没成交，心虚的美国人只好袖手旁观。

2．赫鲁晓夫搞瞎指挥，把苏共分成“工业党”、“农业党”，把苏联经济搞得大乱。苏联1963年遇到严重的农业危机，不得不大卖黄金买美国粮食。1964年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时候正是苏联经济困难、国内对赫鲁晓夫的怨声一浪高过一浪、政治经济危机蓄势待发的时候。在那样的形势下，赫鲁晓夫即使没下台也承受不起冒袭击中国核基地、与中国公开武装冲突的风险。

3．中苏国家关系大恶化虽然始于1960年，但苏联与美国公开联手对付中国则始于1963年与美国签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美苏联手对付中国核试验的合作大业才刚刚开张一年多，双方都是第一次、都不怎么摸底、都在互相试探、都怕上对方的当，都不敢贸然行事。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下手，必然要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武装冲突。美国对中国的抗美援朝记忆犹新，苏联也怕一旦陷入与中国长期武装冲突的泥潭，会被美国乘机抄后路，导致“社会主义大家庭”土崩瓦解。由此可见1964年时美苏两国联手对付中国核试验的难度是最大的。单干心虚，联手不成，结果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谢去”。

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正赶上苏联政变。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无暇它顾，更顾不上与美国携手阻止中国进一步的核试验，这就让中国获得了完善实战用核武器所急需的时间。

如果中国当时没听毛泽东的，而是听了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的主张——退缩、“暂缓”、等待“战略保障”，结果将会如何？

如果“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那至少得等五、六年。而1964年之后的“五、六年”实际情况是什么？

——1965年（不到一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据张爱萍之子回忆：“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1965年，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战火直逼中国边境。

——1967年，苏联出兵中东。

——1968年，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宣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苏联反过来拉美国同意苏军轰炸中国核设施。

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当年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暂缓”之类主意全是臭棋、馊主意：等“战略保障”的结果就是越等“战略保障”战略越没保障——短短几年工夫勃列日涅夫就站稳了脚跟稳定了内部，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对“美苏合作主宰全球”的霸权战略越来越娴熟，对外用兵越来越肆无忌惮。1964年那样令人叫绝的历史良机再也不会有了。中国如果错过1964年的绝佳时机，搞核试验受到外来袭击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更重要的是，正如周总理指出的：“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你能爆炸原子弹而不爆，人家一眼就能看透你的老底——心虚了，害怕了，公开服软认栽了：我怕了你，怕了你们的联手打击，所以缩回去不试了。这等于向人家通风报信：我就吃你们这一套，今后你们如果联手对付我，我还会怕，还会退缩——人家一旦摸到了这个底，本来不敢动手的也敢了，从此中国还搞得成核武器吗？

由此可见，当年所谓“暂缓核试验”的实际意义和真正效果等效于“放弃核试验”，只不过换了种好听一点的说法而已。

搞过商业销售的人都知道，只要客户不立马成交而说“回头再说”，这笔交易十之八九要吹。天下许多事往往只要不马上干，拖一拖就不了了之。“拖”、“等”、“暂缓”实际就是“反对”的代名词，当不能直截了当说“不”时最有效的反对办法就是“暂缓”。难怪有人说：“暂时”就是比“永久”少一天，也难怪毛泽东主张“只争朝夕”——对中国的原子弹来说尤其如此。

在这里，你不能不佩服某些人的文字技巧——不说“反对核试验”，只说“暂缓核试验”，谈不上“反对中国核试验”吧？而实际效果呢？却没什么两样。在周恩来总理非常明确地指出：“不管他们怎么样来轰炸，我们还是要搞核试验”、“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的情况下还鼓吹“暂缓核试验”，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疑。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同样身处高位（有权参与决策原子弹爆炸）；面对同样的情报（“美苏两国秘密接触”）；面临同样的压力（美苏可能联手对付中国）；有人看到的是对方强大、可怕（“美国苏联有可能动手”“国际局势对我们压力很大”），结论：退缩，“暂缓”，等待“战略保障”。而毛泽东一眼就看透了实质（“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结论：“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同一件事，懦夫只看到“对方势大”，毛泽东却能看到“对方心虚”，丝毫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毫不犹豫为中国一举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这不过是毛泽东无数精彩准确判断之一。伟人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决不为对方表面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双石的《开国第一战》里描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事例：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杜鲁门扬言要使用原子弹——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这些汇集来的情报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一路上他心里也在打鼓，心说主席总理他们这回可能又要几天几夜睡不成觉了。

——没想到毛泽东一看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我们这些对手太不高明，又来玩这一套老把戏。这个靠世界大战捡洋捞儿起家的暴发户，他们的头头脑脑全是些一触即逃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核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把那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就象扔一块破抹布。

——“杜鲁门真要打核战争？我看跟他一起凑热闹的小伙伴们先要被吓住了哟！‘联合国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嘛。”周恩来也没把这当回事。

——看着神情略显紧张的雷英夫，毛泽东一挥手；“雷娃子，莫怕，你想想，他杜鲁门真要打原子弹，有义务先给咱们发这个通知吗？”

结果呢？

——30多年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杜鲁门的原子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说，哈里?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谈“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

——神矣伟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关于中国1969年国庆节的那一段描述也很精彩：

苏联扬言要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周恩来：很有可能他们要和美国人联手对付我们。

——毛泽东：我看美国人还不至于那么傻吧？他会上勃列日涅夫的当？当然了，也要做好两头应付的准备。

——毛泽东：国庆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啊？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界，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如果实在不放心，我们可不可以也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啊？他们想让我们紧张，我们也让他们紧张几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这就叫兵不厌诈啊！不要早，也不要晚，国庆节前几天我看挺合适。

果不其然，1969年中国国庆节前夕的两次核爆炸炸得国外一片茫然，摸不着头脑，中国安然无恙。毛泽东的坦然自若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会对苏联屈服，这才敢下决心联华制苏，才有了后来的乒乓外交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才有了中国战略环境的大改善。

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都告诉人们：毛泽东的眼光确实高人一筹。伟人之伟大确实不是吹的

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关于1961年夏“北戴河国防工委会议”那一段，忍不住问一声：当年是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

电视剧是如此记叙当年那一幕的前前后后的：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

——范济生：“各种意见都有。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

——聂荣臻：“是啊，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但是，国防建设，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去年二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后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三五年内这个尖端武器要力争突破，是历史任务，不能动摇。”

——范济生：“聂总，你身体不好，事情又这么多，还有那么多非议，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聂荣臻：“你说什么？辞掉？让我不搞原子弹导弹？”

——范济生：“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提过。两弹研制困难重重，又有许多矛盾，现在很多人提出下马。”

——聂荣臻：“范济生啊，你真糊涂！”

——范济生：“聂总，你别发火。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聂荣臻：“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有这么容易的！”

——范济生：“聂总，我是担心你……”

——聂荣臻：“你在我身边多年，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导弹、原子弹是主席总理交代的大事。我向主席和总理保证过，就是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

——争论越来越激烈，中央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叶剑英、陈毅这些老帅挺身而出。

——叶剑英：“我们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定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说话才能有分量。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以及核威慑。所以，我建议：即使我们卡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陈毅：“剑英同志说得好嘛！我陈毅啊举双手赞成。说过的话大家都晓得了，在今天呐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赫鲁晓夫让我们穷得没裤子穿，好啊，那我们就干，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这个原子弹氢弹导弹搞出来。有了这个东西啊，我陈毅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聂荣臻：“现在有人提出，先搞常规武器，尖端武器暂缓。那么不搞尖端武器，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是上不去的。那么我们只能搞步枪、轻机枪。如果连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就只有靠梭镖了。”

——周恩来：“这就是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辩证关系啊。”

——聂荣臻：“我们的近程地对地导弹，也就是东风一号已经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正在研制当中。原子弹也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所以我主张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呐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原子弹、导弹下不下马，我只说一句话：不搞出两弹来，我聂荣臻死不瞑目。”

——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亲自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这个报告简直就是军令状：导弹方面，争取三年突破中程导弹，五年突破远程导弹；原子能方面，争取四年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原子弹。

——毛泽东：“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邓小平这儿。邓小平考虑到毛泽东事务繁忙，特意提醒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一页半。

——毛泽东：“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心，不但及时平息了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而且使两弹试制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得以继续攻关。

看来当年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势力可真不小：一是声势浩大气势汹汹——“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达到高潮”、“那么多非议”、“很多人提出下马”、“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二是大有来头，连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吃不消——“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压力有多大？大得跟随聂帅多年、最知道他脾气的秘书都挺不住了，斗胆建言：“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能让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压力巨大、说出“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这种悲壮话，可见这“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至少得比聂荣臻这个元帅大。当时主管军委的人即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林彪，而林彪当时说：“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军委其他参与两弹讨论的元帅——陈毅、贺龙、叶剑英都坚决反对两弹下马。这就证明“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是比军委成员更高的主，是政治局、书记处的级别。

那么究竟何许人也？本人在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四十五周年时已有分析。（见附录：“此时无声胜有声—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是谁？”）

有人对我的追根刨底非常恼火，劈头盖脸摔过来一堆大帽子：“极左派们就是这样，不能包容不同的意见，连没有明确表态都不行。嘿嘿！还特会捕风捉影陷害栽赃”、“在会议上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就是不光彩的历史？什么思维？”“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难道就是不爱国吗？每个从自己的主管领域看都有自己的理由，只要是正当的都应允许说出来讨论，否则何来民主。还谈什么讨论？”“就算是当时想让两弹一星暂停就说明他怎么着了吗？”“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己，绝不是某些人嘴里的什么革命反动一样的区别”、“人也没说下马，是休整再上马”、“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也无损于此人的伟大贡献！”“没有谁主张彻底放弃啊！只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

仅仅是“不同意见”吗？仅仅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如果光从字面上看问题，似乎确是如此。但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记叙的一些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一分析，立刻可以知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把中国的两弹一星搞下马并非仅仅是会议上的争论，也并非仅仅就1961年那一次。

不信？请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记叙的如下事实：

1．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存粮仅十几天，面临绝粮，几十公里内的野菜挖光，几百里内的黄羊打光，只好打沙枣叶磨成粉混在粮食里吃，却立刻被告状通了天。

2．周总理得悉导弹发射基地的情况，立刻亲自部署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副食，却中途被劫。

3．周总理要求导弹发射基地坚持，而有人不但疏散撤走了正在施工的工兵团、汽车团和警卫团的官兵，而且开始遣散技术人员，“把直接从事导弹火箭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聂荣臻得悉，立即下令：“你现在就打电话，不要等回去才办。减员，减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给减了。已经弄走的，你要负责，把他们请回来。还有，以后凡是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都要经过我批准！”

4．最关键的时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被调走。他请求聂荣臻允许他留下继续抓原子弹，聂荣臻同意，两人一起去找邓小平申请。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

5．聂荣臻为改善两弹的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找周总理求援，周总理也为难，决定让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军队求援。在聂荣臻的呼吁下，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以及海军慷慨解囊，拨给了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水果等物品。从二机部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要求支援五万吨大豆。这些募捐到的东西比想象得要多得多。聂荣臻又专门交代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专家和技术人员，领导和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6．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矛头直指聂荣臻，以至于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建议聂荣臻辞职。

7．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立下军令状，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8．聂荣臻向毛泽东直接立军令状之举终于使两弹攻关获得转机。刘少奇决定：“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9．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10．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邓小平这儿，邓小平特意提醒毛泽东：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一页半。毛泽东批示：“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至此，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结束，中央专委成立，两弹工程快马加鞭。

11．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完成、即将爆炸前夕，获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1964年9月15日亲自去拜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就对中国核基地动外科手术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有人立即主张暂缓试验，等“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

12．周恩来、刘杰、贺龙、罗瑞卿、聂荣臻主张立即试验。毛泽东一捶定音：“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把所有这些事串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有人对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即将绝粮无动于衷，而对人家打沙枣叶子吃却立刻抓住不放告状通了天。周总理紧急调拨了粮食，却被人中途劫持走——情报居然如此准确，配合居然如此默契。有人没等中央决策就自行开始下马，不但逼得导弹发射基地施工部队和警卫被撤走，而且迫使基地开始遣散科技人员，实际上已经下马了。这边聂荣臻好不容易顶住压力留住了导弹发射基地的科技人员制止了“自行下马”，那边马上来了个釜底抽薪——调走了你搞原子弹的得力干部宋任穷，而且还不准向毛泽东申诉。聂荣臻为两弹科技人员生活供应找周总理，但这回连周总理也调不来物资了，结果是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募捐求援才得以度过难关。这里聂荣臻好不容易顶住压力解决了各种问题，那里立刻在1961年北戴河会议上把矛头对准了聂荣臻：“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大得聂荣臻秘书劝他辞职不干。聂荣臻破釜沉舟直接向毛泽东立军令状要求两弹继续并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才总算争取到一线转机：“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但是这份“把情况摸清楚”、对“再作决定”至关重要的调查报告却被巧妙地做了手脚：“特意提醒”毛泽东“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不明白这里的陷阱？第一，不想让毛泽东知道此报告事关重大——至关重要的报告岂有建议不看完之理？第二，不想让毛泽东对报告作出批示——没读完的报告如何批示？只要“看都懒得看完”，自然很容易“批都懒得批”。只要毛泽东不批，这个允诺出去的“再作决定”就永远作不成，此事就不了了之，两弹工程不下马也下马了。当年只要毛泽东犯点官僚主义偷点懒、没有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这事就这么滑过去了。即便将来追查，责任还得算到毛泽东头上。但毛泽东没中招，不但从头到尾读了报告，而且反复读了多遍，并批示：“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至此，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结束，中央专委会成立，两弹工程得以全力以赴。但等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完成、只待爆炸时又有人节外生枝，借口美苏正密谋对付中国核试验，主张将核试验一举推迟好几年（实际是变相下马）。如果不是毛泽东一言九鼎：“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中国的两弹说不定真会历经反复较量、重重磨难之后却功亏一篑，胎死腹中。

所有这些事难道仅仅是“不同意见”吗？仅仅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不是，早超出了“言论自由”、“正常争论”的范围，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而且还净是见不得人的损招小动作——不声不响就断了导弹发射基地的粮食，逼着部队撤走工程兵、遣散科技人员。如果不是聂荣臻拦住，两弹工程的下马早就成了既成事实，根本用不着再争论下马不下马了。这是“言论”还是“行动”？

“困难时期”“无粮可供”不是真正的理由——没粮食保证两弹工程，却有粮食保证“提前还债”的“个人政绩”，这不是瞎编吧？宋任穷主动支援两弹工程五万吨大豆，也没见当时东北的日子比四川、河南、安徽更困难。当时四川人的日子那么惨，却并非因为两弹工程，而是因为“提前还债”的“个人政绩”——这也“只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

设想一下：你敢不敢对你的顶头上司动不动就指手画脚“特意提醒”说：这份文件你“可以”不看，那份文件你“可以”只看前一页半，这个会议你“可以”出席，那个会议你“可以”不出席？如果敢，那倒要问一句：你们俩究竟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如果不敢，那更要问一句：连普通人都不敢干的事，却有人敢对毛泽东如此“特意提醒”，这是正常还是反常？看不看文件、怎么看文件、出席不出席会议等等难道上级自己不知道，需要你这个下级来处处规定、“特意提醒”？

现在看来，当年毛泽东没少遭人暗算：正常的信息渠道被严密封锁，以至于不得不让身边的警卫员直接下基层了解情况以此获得真正的信息、了解实际情况；连看个文件、参加个会都会被“特意提醒”：这个文件你“可以”不看，那个文件你“可以”只看前一页半，这个会议你“可以”不参加……不让人家获得正确信息、处处掣肘还要人家负责，出了问题还全往毛泽东身上推——“你是一把手”。而且我敢猜想毛泽东当年没少吃这种暗亏——也难怪，一边是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从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实干出身，一边是“白区地下工作”悄悄干活、宫廷权谋、机关油子、宣传鼓动耍笔杆子卖嘴皮子出身。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大环境是必须说实话，“白区地下工作”悄悄干活的大环境是必须说假话。习惯说假话的对付习惯说真话的当然游刃有余，习惯说真话的察觉习惯说假话的那一套、发觉并定性来自“自己人”的暗算却需要时间和过程。在此期间被人泼了赃水一点都不奇怪——就凭这我也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现在看来，幸亏毛泽东在世时镇住了大局，使中国及时搞成了两弹一星，否则天晓得中国的命运会是什么状况——就看看这些事实：运十下马，核潜艇一拖二十多年，耗尽无数人力物力建成的绝密的山洞核工厂居然彻底暴露变成旅游点、停止核武器生产线、“军队要忍耐”、“市场换技术”、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联想到“造穿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真是一脉相承、本性难移。

当初拍桌子打板凳千方百计逼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豪杰如今都争当缩头乌龟，当年那份豪情不知哪里去了，显然惟恐别人知道自己的那一段“辉煌”。看来这些人倒没有忘记聂荣臻当年的警告：“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如今拼命回避，不就是怕挨子孙骂吗？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面见关中之父老，何颜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尔等当年劣行，早已牢刻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如何花言巧语，也休想遮盖隐藏！

--黎阳